窃以为，评价袁世凯应有两个承认:

    第一，承认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物。这种政治抱负是全局的，不是局部的，也就是说他决不甘心只割据一方而是试图号令全国。承认这一点的目的是将其同那些目光短浅的土霸王区分开来，他是独裁者但非嗜权者。两者有着不同的局量，前者是登上顶峰后的守成，回顾古今中外之历史，独裁并不必然造成反动，独裁是相对于民主的反动，而民主的实现有时却需要独裁之腹的孕育；后者只是贪图富贵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把权力当作牟取利益的工具，只想收，不肯放，在政治上缺乏进取性和开拓性，既或有，也只是提高地位和扩大地盘上的进取和开拓。

    在那个改天换日的时代，一个仅靠投机附势而钻营的政客，是不可能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普遍接受践履元首大位并保持有力统治的。不要小看袁世凯，即便称其为野心家，他也是大野心家，唯有承认他的“大”，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也才能更通达地理解孙、黄、梁、蔡等人对他的态度；同时，也有助于正确理解下面这个问题。

    第二，承认他的称帝是反动行为。这种反动不仅是相对于民主而言的，更是有害于国家和民族的（这个“国家”的概念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地缘意义上的）。有人问:为什么袁世凯称帝不对，中国就不能实行像英、日等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固然不错，可是要知道，予权易，夺权难，这种君王无实权的君主立宪制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在英国，《权利法案》的背后是克伦威尔割下查理一世那不可一世的头颅和一场光荣革命；在日本，裕仁也是在老美的胁迫下才不得不退到幕后的，不服从的话恐怕日本连所谓天皇都已不存在了，而这更是以亚洲各国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一个手握军权、在总统任上尚且能够操弄国会修改约法搞终身制的袁世凯，一旦登上皇位，怎么可能接受统而不治的虚君制？制衡力量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帝制的到来即意味着国家又将回到皇权至大的时代。与前清不同者，只是皇帝种族的差异，而这决不是中国落后的症结。当时的中国需要统一、稳定，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但并不需要一个凌驾于国家、人民、法律之上，权力不受任何节制的皇帝。中国不能再重蹈因威权私有化导致发展受阻、败敝丛生的覆辙。这是护国运动必要性和正义性存在的根源。

    一个人涉足政坛不外两个目的，或为效力国家，或为争取地位。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坚守一边的，较易于后人做出道德评判。也有很多人二者兼顾，既努力建功立业又着意培植人脉，既有国家大局又有私己盘算，既能够为国出力又注意保存实力，这就难免会暴露投机心理，袁世凯便是其中之一。

    不可否认，清末时的袁世凯在内政、外交、军事、教育诸方面均有建树，漠视甚至抹杀这些有失平允；但若据此便论定他是爱国有为的政治家，也过于草率。须知，那是他的必经之路。类似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胜枚举——王莽、严嵩、和珅……，对他们当然不妨做出道德评判，但从学术的角度说，其功与罪、是与非都是平行并列的，不可能互相抵消，袁世凯亦然。

    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标准、模糊是非。我以为，要认识一个政治人物（政治集团）的本质，其奋斗过程和斗争手段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是看他（他们）在取得权力（政权）之后的表现。袁世凯的独裁专权以至称帝，既有他个人的愿望，也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需要。套用前央视名嘴黄君的一句名言:他不是一个人！

    这股势力包括旧官僚、旧军人、旧知识分子，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君权思想，他们不一定拒绝民主，但却相信中国需要已经维持两千年的皇权道统作为向心力和凝聚力。袁世凯不是一个固执而极端的保皇派，在政治主张上他属于中间派，这也是各方均能接受他的一个因素，他决不排斥皇权，更不会排斥由他亲自践祚。洪宪帝制便是他们进行的一次尝试。民主革命在骤然成功之后出现反复，是一种必然，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规律，英法之民主革命便是有力的佐证。历史证明，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终究是落后的，很快便被时代大潮沙汰了。

    在我看来，袁世凯有一些实绩，但难称有功于国——无论是大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论慷慨赴难，他难比曾国藩；论开疆拓土，他远逊左宗棠；论忠公体国，他不及李鸿章。虽为清廷贡献了一支北洋新军，但这支军队既未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朝廷，也没有成为革故鼎新的进步力量，只不过是袁世凯个人用以威逼要挟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国家军队实际上被私人化，而这也成为这支军队日后不断分裂颓败以至堕落为一支对内镇压自戕、对外妥协退避的“老爷军”的肇始。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攫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挟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值得强调的是，此“断言”作于民国元年。多么睿智的知识分子！而敢于写出如此剀切又大胆的言论的黄君远庸，这个曾警告过袁世凯，警告过国民党，警告过进步党的黄君远庸，未曾见杀于袁总统，却被按手模向某人效忠的中华革命党人刺死在旧金山。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原标题：世界之人杰 中国之罪人——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