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2)
2014/6/23 10:47:51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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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辛亥以后,地方主义更加不可遏制,各地当权者,无论新旧,都是据地自雄的军阀。孙中山号称是独立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但没有一个省给他一分钱。连政府的开张费用,都是那个当了状元不做官的张謇借来的。赶走国*民*党人,唐德刚先生说是袁世凯在削藩,但是实际上是削了弱藩换上了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都不太听招呼了。二次革命后,看起来大获全胜的袁世凯,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局面,连昔日言听计从的北洋诸将,此时都成骄兵悍将,不仅不听政令,甚至连上解款也日益含糊起来。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一系列的变革,什么废督,什么虚省设道,什么文官政治,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统统都是冲地方的大小军阀去的。
然而,这种与虎谋皮的举措,具体实行起来,不用说是障碍重重,推行得好是艰难。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当年在大清国的情景,皇帝的权威之重,即使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人物,想要拿掉,一纸诏书也就搞定。到了这个时候,某些谋士自以为聪明的鼓噪也就听得进去了,而来自大洋彼岸的政治学权威的理论,则恰逢其时地成了让火烧得更旺的东风(借东风的恰是那个坚持宪政的宋教仁,是他聘的古德诺)。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急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显然,这场运动跟清末那些少不更事的满族权贵发起的运动一样,以惨败而告终。
谙于权术的袁世凯,显然既迷惑于昔日帝制权威的幻象,又迷惑于社会上一般人对民国的反感。他忘了帝制权威已经被辛亥革命给打碎了,再度重建不仅需要时日,而且要有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而此时连他的嫡系武力都不听招呼了)。他更忘了,那些散在各地的骄兵悍将,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而袁世凯的称帝之举,恰好他们提供了一个大举反叛的合法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的堂堂正正。如果蔡锷不起兵,或许袁世凯还可以拖些日子,只要蔡锷举起了讨袁的旗帜,那么袁世凯的众叛亲离是必然的结果,大名鼎鼎的蔡将军,其实也不过是那个恰好点了一堆本该烧起来的干柴的人。说实在的,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讨袁军能有多大力量,真正致袁世凯死命的恰是他自己曾经十分效忠的部下。
袁世凯遗臭万年了,连十分旷达的唐德刚先生,都拿他的称帝之举,跟汪精卫的叛国当汉奸相类比,说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然而,细想想,这两个人其实不一样,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开了惯常所谓的倒车而已,而且这个所谓的倒车,退得实际上也有限,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实古德诺的说法并没有错,在那个时代,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并无优劣之分,关键看国情合适不合适。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遗臭万年了,甚至比当了汉奸的汪精卫还要臭,这里,袁氏的臭,既有后来的主政者为树立孙中山而做反衬的意识形态需要,也出于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国共两党所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
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点,而这个前进的方向,则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的,离君主越远的制度,就越先进,革命越彻底的制度也越进步,而先进和进步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反动,凡是反动的人,跟汉奸卖国贼也就相差无几了。
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时间离袁世凯的悲剧,已经过去快100年了,如果还没有人费心考察一下,历史是否真的是按进化论划的直线行进的,那可就是出上演近百年的悲剧了。
(原标题:袁世凯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责任编辑:C005文章来源:凤凰网(2009-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