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瓷器王氏旅邸期间，王氏对王重阳不太礼貌。王重阳说：“吾后必宅是。”王氏认为这是发狂言，说气话。王重阳仙逝若干年后，重阳观果真在王宅原址建起。公元１２３３年，“全真七子”之一郝大通的徒弟栖云真人王志谨主持重阳观。遵照丘处机的遗命，他率领徒弟大兴土木，历时３０年，建起了一座广袤七里、气压诸方的壮丽殿宇。重阳观，元朝时称朝元宫，明朝改称延庆观，延续至今。

　　从王重阳到丘处机，再到王志谨等人，一座气势恢弘的重阳观终于拔地而起。这些先哲兼大宋的遗民们，想在大宋故都聚集的，绝不是什么砖头瓦块，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就是这种文化和精神，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朝给吞没了。

　　欲知中原文化和精神如何吞没了大元朝，明日请看“延庆观里说全真”系列之三——《全真教害死大元朝？》。

　“自有人类祖先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如此广有人民、土地、财货的强大君主。”这是马可·波罗的话，这“强大君主”说的是元世祖忽必烈。

　　如此强大的元朝，为什么仅仅统治全中国８９年后就轰然倒塌了呢？

　　其实，早在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时候，丘处机就送去了元朝难以消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

　　没有文化根基的有元一代统治全中国后，在佛、道之间朝秦暮楚，把持不住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没能逃脱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吞噬的命运。

　　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这个“歹”字，是从蒙古语学来的。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金庸认为，蒙古人统治全中国８９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１００年，但因其文化落后，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留下重大影响。

　　没有重大影响当然不等于没有影响，比如保存到今天的延庆观玉皇阁，其中就有蒙古文化的影子。

　　延庆观繁塔文管所所长孙惠玲告诉记者，曾经广袤七里的延庆观，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玉皇阁。玉皇阁是典型的蒙汉文化相结合的建筑，蒙古包与阁楼浑然天成，这是它弥足珍贵的所在。延庆观之所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因为有这个玉皇阁。

　　玉皇阁建于元代，至今已经历了７００多年风霜雨雪。坐北朝南的玉皇阁通高１８．２５米，分上、中、下三层，用青砖一“砌”呵成，不施梁架，不设楼梯，其建筑风格可谓“特立独行”。

　　玉皇阁第一层外部呈四方形，阁内却像个大蒙古包，一进阁，“天似穹隆，笼罩四野”的诗句立刻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玉皇阁的第二层是个八楞形的实体，不是空的，它要隔开的是地与天；四面八方之上，自然是天庭——第三层，是个亭阁，里面住的是玉皇大帝。二、三层与一层之间，不设楼梯，象征玉皇大帝居于神秘的天庭之上，高不可攀。但在三层阁顶的八角攒尖上，却是蒙古武士——他骑着狮子，脚蹬筒靴，头戴尖顶卷边毡帽，穿着皮毛外衣。这蒙古武士好似天兵天将，不惧风雨、不知疲倦地守护着玉皇大帝，想来已经７００多年了。

　　不惧风雨、不知疲倦的蒙古武士们心灵深处的玉皇大帝，其实不是玉皇阁里供奉的汉白玉神像，而是有血有肉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就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据说如果一个人从帝国中心骑马向外奔跑，不管是向东向西，还是向南向北，都要奔驰一年才能到达边界。

　　蒙古铁骑曾大破波德联军，直杀得蓝色多瑙河变成了红色多瑙河；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侯王对蒙古战栗听命达４００年之久；从伊朗、伊拉克到叙利亚和土耳其，广阔的西亚都是蒙古的属地。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铁骑１００年中只打了一个大败仗，不是败在敌人的手里，而是败给了飓风，不然日本也会被纳入其版图……

　　旷古未有的大帝国，虽到成吉思汗的子孙手里才建成，但基础是成吉思汗奠定的。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但历史不应忘记的，却是丘处机。

　　在西域和成吉思汗相处的日子里，丘处机教给成吉思汗的并不是什么神仙方术，而是中国的正统学术，诸如儒、道两家忠孝仁义之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丘处机力劝成吉思汗戒杀，“及问为治之道，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如今，人们只知道丘处机在《射雕英雄传》里的所作所为，“更忽略了丘长春（处机）先见之明。他不辞艰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为得预先布置，保持民族国家的传统。这是多么可歌可泣而且含有无限悲愤的历史往事！因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历史学者们轻轻地一笔抹煞，无奈不可乎”！“当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无文化基础的民族，除了依赖武力征服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政治的建设，如非丘长春师徒教化其间，他祸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余年的情况了。这笔写到全真道的事迹，又不胜有观今鉴古之叹！”（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教化可谓感恩图报。成吉思汗除下诏保护丘处机及其门人外，还免除了全真道士的赋税徭役（但僧人不能豁免），这让全真教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利用这种优势，王重阳“吾将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的理想慢慢走向现实。

　　随着全真教的迅速发展，其徒众与佛教各教派之间不断发生剧烈的冲突，这引起了蒙古统治者的猜疑。虽然成吉思汗对全真教不错，但后来的蒙古统治者在释道之争中偏袒佛教，压抑道教。公元１２５５年与１２５８年，释道两次辩论，道士失败。于是皇帝下令焚毁道教伪经，勒令全真教向佛教交还寺产，并强迫一些全真道士削发为僧。公元１２８１年，忽必烈再次下诏焚烧道经，削弱了全真教的势力和影响，使其居于佛教之下。

　　成吉思汗不愧是大英雄，但拖雷的子孙们却越来越把持不住全真教、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了。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的一面。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佛教与道教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最终彻底动摇了元朝的统治。

　　元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处于最低层。但为了维持统治地位，他们又不得不与汉人的中原传统文化打交道。“胡化”与“汉化”，尊佛与崇道，都是元朝统治者从维持政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