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从商代始（公元前１６００—１１００年）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接空刻花制作装饰品。西汉时，人们用麻纤维造纸，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帝思念不已，卧不安度，食不甘味，于是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象为其招魂，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公元１０５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了剪纸艺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流行“镂金作胜”的风俗。“胜”，就是用纸或金银箔、丝帛剪刻而成的花样，剪成套方几何形者，称为“方胜”；剪 成花草形者，称为“华胜”，剪成人形者，就称之为“人胜”。南朝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东方朔传•岁时节》：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 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 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以七种菜为羹；剪彩 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

　　唐代大诗人杜甫以《人日》为题作诗：“此 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尊前柏叶休随 酒，胜里金花巧耐寒。”另一位唐代著名诗人李 商隐也作有《人日》诗，诗中说：“镂金作胜传 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代李远《剪彩》诗写　道：“剪彩赠相亲，银　缀凤真，双双御绥 鸟，两两度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 君千万岁，无处不逢春。”　六十年代在新疆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件唐代的人胜剪纸，七个女子人形排列成行，此胜用于围饰发髻。

　　在日本的正仓院，保藏有两枚唐代华胜，据日本齐衡三年（公元８５６年）《杂财物实录》载：“人胜二枚……天平宝字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献物”，日本天平宝字元年即为唐代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年）。其中一枚为罗地金箔字，上面剪祝颂吉语：“令节佳辰，福庆惟新，曼和万载，寿保千春。另一枚则用金箔刻了复杂的边饰，并饰以红绿罗的花叶，中心是一儿童在竹林下戏犬。

　　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用双丝绢帛剪成的小幡，叫做春幡, 或称幡胜、春胜，在立春那天，作为节日礼物，或簪于头上，或挂在柳枝上，亦或贴于屏风。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意为骄儿袞师请父亲在剪彩制成的春幡上写“宜春”二字。因为立春之日为春天的首日，象征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所以唐宋时期，人日剪彩这一民俗活动渐渐集中到立春这天，人们剪制各种幡胜、春幡、春燕、春蝶等等，作为节日礼物。皇帝在这一天也接见群臣，并分别赐以金银幡胜或者罗幡胜。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一首“菩萨蛮”中写道：“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有一种鸟，因头项长有金黄色大羽冠很像插着一枝幡胜，而被命名为戴胜鸟，韦应物《听莺曲》中“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胜成为春归大地的象征。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载之，或贴于门媚。

　　在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许多工艺美术应运而生，并出现了专业剪纸艺术家。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当时京城沛梁“向旧天都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余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

　　明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剪纸名家的。如《苏州府志》载：“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料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

　　《严州建德县志》载：“林文耀，字纲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乃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画不差毫发。室人装璜成轴，……人称之日“林剪。”《保定府志》载：“名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 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大+区），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

　　清代陈云伯《画林新咏》说：“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入妙。”并有诗曰：“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濒鱼；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清康熙时，有位宫廷画家邹元斗，画有一幅祝福新年伊始的风俗画《岁朝图轴》画的上端绘有垂挂着的五枚彩色剪纸“门笼”。门笺的形式即是由春幡演变而来。在清代，因满族人有剪纸的习俗，致使剪纸进入宫廷。在故宫，历代皇帝举行婚礼作洞房的神宁宫，墙壁按满族习俗裱纸，四角贴着黑色的双喜字剪纸角花，顶棚中心贴着龙凤团花的黑色剪纸；在宫殿两旁的过道壁上也贴有角花。据说有人用纸剪成有鹿。鹤、松的“六合春”图案，加以彩绘，贴于朝服上，连西太后都以为是绣出来的。

　　可以说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她流传面之广、数量之大、样式之多、基础之深比任何一种艺术都更加突出。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她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附丽于生活，充实了生活，以她特有的方式默默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追求，对生活的信念，对国富民康的企盼；她将人们平凡的生活点缀得如此瑰丽多姿，充分寄托和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她为满足人们更高的社会性的精神需要而茁壮成长。

　　如今，剪纸的天地更为广阔了，它早已走出了庄户人的小院，走入现代设计的广阔天地，在产品包装设计、商标广告、室内装演、服装设计、书籍装帧、邮票设计、报刊题花、连环画、舞台美术、动画、影视等各个方面都有她的清影；她也走向世界，名扬四海，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艺术瑰宝。随着历史的进程，许多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被渐渐淡化、湮没了。然而，真正文明的标志应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存，共同发展。愿这棵古老的艺术之树常绿常新。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它生存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中，不受功利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体现了人类艺术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

    从技法上讲，剪纸实际也就是在纸上镂空剪刻，使其呈显出所要表现的形象。劳动群众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将这一艺术形式锤炼得日趋完善。形成了以剪刻、镂空为主的多种技法，如撕纸、烧烫、拼色、衬色、染色、勾描等，使剪纸的表现力有了无限的深度和广度。细可如春蚕吐丝，粗可如大笔挥抹。其不同形式可粘贴摆衬，亦可悬空吊挂。由于剪纸的工具材料简便普及，技法易于掌握，有这其他艺术门类不可替代的特性，因而，这一艺术形式从古到今，几乎遍及我国的城镇乡村，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艺术本没有“民间”与“非民间”之分的。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职能分工的出现，形成了相对于“宫廷艺术”和“文人艺术”而言的“民间艺术”这一历史的概念。不同品类作品体现着不同阶层的审美标准，应是相互间分界的根本。就剪纸而言，并非凡是用纸剪刻的作品都可谓之“民间剪纸”。历史上不乏有应贵族市民阶层节日习俗需求而专营剪纸的艺人，也不乏文人画家为艺人绘稿、或专业艺术家运用剪纸技法创作的例证。这类作品与劳动群众为自己而创作的作品有着质的区别，多已脱离劳动者的审美本色，也不可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有的作品虽也在某些地区流传，但最终必将因为并非民众自己的创造而在变异中面目全非。即使在今天，许多地区的群众性美术创作活动中出现的剪纸作品，也不能与民间剪纸混为一谈。群众性创作活动也可以采用民间剪纸的形式，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继而在民间流传，但其创作目的往往已脱离自身生活的需要，甚至是表达辅导者的意图。二者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概念。

　　因此，在研究民间剪纸的范围时，切不可只从表面形式去看，认为凡是用纸剪出来的都是民间剪纸，而忽视了是否为民众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须，是否被群众普遍理解和接受，是否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民间艺术的基本条件。当下民间文化基础理论的薄弱，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使得不少人认为，凡是生活在民间的艺人或工匠所作一诸如象牙雕刻、鼻烟壶之类，都可归类于民间艺术的范畴，这是应予纠正的。包括民间剪纸在内的民间美术，其创作、审美、应用与劳动者生活的土壤不可分离，使之和与其并存的其他艺术品类清楚地区别开来。

　　民间剪纸最能体现自身本色精神的作品，大多保留在偏乡僻壤的山区农村，即以农村妇女为基本队伍的劳动者应民间习俗和个人审美喜好而传承或创作的。这也是本文所重点谈及的内容。

民间剪纸之所以能够历经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而不失其纯净和清新的特质，与中国农村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自身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互为矛盾，又互为统一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其对于不断变革侧自然选择方式，从而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拉开了间距。

    1． 依附性与独立性的统一

　　民间剪纸是附合民间习俗的必不可少一种艺术活动。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家中有白事，窗户上不能贴得红红火火；娃娃不生病，老奶奶也不肯剪一串吊魂的小人人；用于摆衬礼品的，要看是办喜事、丧事还是做寿；一对老夫老妻的屋里如果贴上一对坐帐喜花，那肯定是年轻人的戏耍；久旱无雨，如果剪的不是求雨的“独女捣棒槌”，而是求晴的“扫天婆”，那不知要遭多少人的咒骂。这种受存在目的作用制约的依附性特征，表现在具体作品的构图处理上，也就是作品的装饰性特征。如悬空吊挂的门笺、碗架云子之类，必须线线相连；贴在窗户上的则要求与窗格适合，并多镂空，否则迎光看去只是一个大纸片片；贴作炕围的，就最好少剪零碎花纹，否则时间长了很容易损坏。

　　诸多的限制，也形成了艺术上的独特语言。民间剪纸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极力显示着自身存在过程中的独立性----即美的特性。一张剪纸，不论它用于何种场合，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贯注自己的审美感情。只要人们以美的标准肯定了它，它也就有了存在中的审美价值。当然民间剪纸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对于民俗的限定不是抛离，而是充分驾驭民俗形式的随心所欲。因而。其存在价值也超越了陪衬民俗的行为目的。

    这种艺术上的独立性，正随着社会变革和旧民俗的逐渐消失而渐趋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