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沈约代表一个时代的意义。《诗品》中处处表现出对沈约的在意，让史臣觉得，钟嵘对沈约的态度有点特殊，有点异常，联系钟嵘求誉被拒的事件，这就是《南史》所说的“追宿憾”和“报约”。
       
    遭到沈约拒绝后的钟嵘，并非仅仅沉浸在痛苦和沮丧之中，而是在痛苦和沮丧中更清晰、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审美的价值，以及和沈约文学思想、审美之间深刻的分歧。被人拒绝的屈辱，成了钟嵘写作《诗品》的反推动力；而与沈约之间存在的诗学分歧和审美分歧，也让钟嵘坚定了在沈约逝世后完成《诗品》的决心，并在与沈约论争的基础上，展开五言诗的理论和批评。
        
    有趣的是，既然人们对《梁书•刘勰传》中刘勰求誉沈约的事从不怀疑，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南史•钟嵘传》中钟嵘求誉沈约的记载。但钟嵘置沈约“中品”，对沈约提出批评，都不是出于“追宿憾”的私人感情，而是出于一个批评家的责任，为了对从汉以来的五言诗发生、发展，特别是到了齐、梁以后的状况，有一个总结性的评判。一句话，钟嵘内心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为了创立自己心中的文学理念和诗歌美学。
        
    对于刘勰和钟嵘来说，沈约是一位令人敬畏、必须仰望的前辈，是一个时代理论、创作的最高平台。无论刘勰、钟嵘求誉成功与否，都同样会对他们产生作用力。成功的，产生鼓励的推动力；失败的，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力。刘勰属于前者，钟嵘属于后者。这些站在巨人肩上的成就，无疑代表了当时最出色的文学理论批评。齐梁的文学理论，包括“声律论”，就是在陆厥和钟嵘等反对派的批评中逐步修正、成熟，从繁琐的“四声八病”，走向唐代“平仄二元”的。这些，都和“求誉”以及在碰撞中展开的文学观念有关。【原标题：钟嵘与沈约：齐梁诗学理论的碰撞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