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而刘勰和钟嵘的经历都和当时的文坛巨匠沈约有关——他们曾先后求誉于沈约。
       
    沈约与钟嵘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名公巨卿与位末名卑、长期沉沦下僚者的关系，一个文坛领袖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更可通过沈约与钟嵘关系的研究，清理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到齐梁这一历史阶段出现的观念变化和渗透在观念变化中的个人因素；看一看，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异和异中的同是如何胶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在碰撞与展开的过程中，是如何共同推动文学批评前进的。
       
    沈约是钟嵘的前辈，是齐、梁间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史传因请为“延誉”被拒，钟嵘对沈约很不满，等沈约逝世后，钟嵘撰成《诗品》，把一代名公巨卿沈约置之“中品”，并加贬斥。这就是《南史•钟嵘传》里说的：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
       
    本段记载，有钟嵘为“追宿憾”而故意打压沈约的意思。明清以来，对钟嵘置沈约于“中品”是“追宿憾”、“报约”的说法意见不一。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说：“休文四声八病，首发千古妙铨，其于近体，允谓作者之圣。而自运乃无一篇，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视彦升、彦龙，仅能过之。世以钟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清张锡瑜《诗平》说：“嵘之评约，实非有意贬抑。沈诗具在，后世自有公评。衡以范、江，适得其分。‘报憾’之言，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耳。延寿载之，为无识矣。”清许印芳《萃编》说：“隐侯列‘中品’，已不为屈。《南史》犹称其追报宿憾。史书可尽信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南史》喜杂采小说家言，恐不足据以疑二贤也。”
       
    事实的真相，成了历史之谜；历史有太多无法解释也无法破译的谜语，因为，短促的生命个体与漫长的历史经常形成不成比例的对照；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长的历史中，一些很精彩的个人片断经常会被忽略。像钟嵘求誉沈约这件事，载在历史，已经不是碎片，而具有完整的形态。只是没有预先准备好的可作旁证的材料，以致今天有些研究者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承认、不相信这条材料，以为是小说家言。我以为，此事载在《南史》，言之凿凿，即使没有旁证，也仍然是存于历史的精彩的个人片断而无法否定，正如你无法否认《南史》中已经存在的其他记载。
       
    其实，置沈约于“中品”、批评沈约和“追宿憾”、“报约”是两个问题：一是沈约居“中品”是否合适？批评得是否正确？二是钟嵘与沈约之间是否存在“宿憾”？以上几家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以沈约应居“中品”，否定钟嵘与沈约之间可能存在的“宿憾”。唯纪昀别具只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说：“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案，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闾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言亦不尽无因也。”这里论述置沈约“中品”，“未为排抑”；而钟嵘和沈约之间，确实可能存在“宿憾”。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也说：“约身参佐命，劫持文柄。其人虽死，余烈犹存。仲伟纡回曲折，列之‘中品’，盖有苦心焉，非特不排抑而已。”最为钟氏知音。
       
    有意思的是，在对别人的赞美上，沈约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相反，为了赢得社会的声誉，巩固作为文坛领袖的地位，沈约其实是继晋代张华以后一个爱惜人才、奖掖后进、提携新人的典型；最著名的例子是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提携、奖掖和赞美。《梁书•刘勰传》说：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实际上，除了刘勰，受到沈约奖掖、扶持、提携的文学之士还有很多。如张率、陆倕、谢举、刘显、何思澄、萧几、萧子显、王筠、吴均、何逊等人。如对和萧子显赋的称赞，“盖《幽通》之流也”（《梁书•萧子显传》）的口吻，使人想起《晋书•左思传》里张华赞美左思《三都赋》“班、张之流也”的话；说张率与陆倕“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其口吻，也与张华《与褚陶书》“常恐南金已尽，而复得之于吾子”差不多。还有对吴均、王筠的褒奖：
       
    沈约尝见（吴）均文，颇相称赏。（《梁书•吴均传》）
        
    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王）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梁书•王筠传》）
       
    这些材料都表明，沈约是一个乐意提携别人和帮助别人的人。求誉沈约，应该不难。但奇怪的是，同样是求誉，同样是文学批评家，用了低三下四方法的刘勰，得到了沈约的赞赏，而钟嵘得不到，这是不可理解的。
        
    沈约为什么拒绝钟嵘，不肯为钟嵘延誉？
       
   因为，他们在诗学观念、诗学本质和诗学发展的认识上，有着不能苟合的分歧。
       
    现在已经无法了解，钟嵘求誉沈约，是不是也像刘勰那样，背着个布袋，像摆地摊的小贩那样带着他的《诗品》“干之车前”。但既要求誉于人，总要拿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钟嵘拿出的不会是他的对《周易》的见解，而是后来成为《诗品》的某些部分。因为钟嵘受刘士章启发欲撰《诗品》的想法早在十数年前，而“江淹才尽”的传说刚发生不久即进入钟嵘的视野，成为《诗品》中的材料。这些都说明，《诗品》有一个不断写作，不断完善的过程。还有一条可以证明沈约在世钟嵘就已经在写作的材料，就是下文还要提及的《诗品•下品》对“宋尚书令傅亮”的品评：“季友（傅亮）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从“今沈特进”的口吻看，钟嵘写傅亮条的时间应在沈约官加“特进”的天监十一年(512)不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