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吾今休矣!’”处，评语曰:“孔明如此谋杀魏延，彼何肯服?何不明正其罪，乃为诡计乎?此正道之所无也。”在“马岱责毕，回到旧寨，孔明密令樊建来谕”这段文字后，评语曰:“如此举动，却也羞人。”第一百零三回《孔明火烧木栅寨 孔明秋夜祭北斗》总评:“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此时骤雨大注，不惟救司马父子，实救魏延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岂真格言哉?”第一百零四回《孔明秋风五丈原，死诸葛走生仲达》总评:“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但嚼了饭诸公不可闻此耳。”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遗计斩魏延》马岱斩魏延评语:“此一事叙明，亦非善心美腹之人。”杨仪诛魏延三族评语:“太过了。” 
       
    李卓吾的评语应该说是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诸葛亮用阴谋诡计来谋害魏延，而且，诸葛亮明知魏延和杨仪关系如同水火，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嫁祸于杨仪，加深两人的矛盾，加速了诸葛亮逝世之后内乱的发生。这些情节对诸葛亮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毛评本把魏延仰天长叹，魏延后来对诸葛亮的质问，诸葛亮先假惩罚马岱然后又安抚马岱、嫁祸杨仪等情节统统删去。
       
    对诸葛亮在上方谷要烧死魏延，嘉靖本又是用魏延脑后有反骨来为诸葛亮辩护。当魏延、杨仪造反的表章送到成都时，吴太后曰:“常闻先帝有言，说孔明能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为因怜其勇烈，亦未得便也。今奏杨仪等造反，内有不明。杨仪乃文字之人，丞相委以长史之任，如何敢反?今日若听此一面之词，杨仪等必投魏矣，此事当深虑远议可也。”在魏延军队被何平瓦解溃散后，“魏延与马岱商议曰:‘我等投魏若何?’”这就坐实了魏延有谋反之心，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马岱斩了魏延之后，又解释了诸葛亮为什么要烧死魏延，又嫁祸马岱、杨仪。“原来孔明火烧木栅寨时，实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故与魏延五百军为引诱之兵;不想天降大雨，其计不成，却诈归罪于杨仪，又痛责马岱，授以密计，只待口中之言，便斩魏延。延因此不疑，乃求岱为部将，见孔明已亡，遂与岱同反，到南郑城下。杨仪读罢锦囊，已知伏下马岱在内，故依计而行，果然应之。后人有诗曰:诸葛先明识魏延，已知久后反西川。故留马岱常监守，计应登时斩魏延。”《三国志演义》的其他版本大体相同，毛本因为没有诸葛亮在上方谷要烧死魏延的情节，因此，也没有后面这一段解释。
       
    四、从魏延问题看《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演化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三国志演义》的文本存在着重大的内在矛盾。我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世代积累型的作品，存在着两个叙事者，分别用史官的叙事话语和说书人的叙事话语来叙事。陈翔华先生在《诸葛亮形象史》中指出:“可以说，终刘备之世，诸葛亮在参加这个集团的头十五年内，是以一个政治家从事政务活动和领导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而主要不是充当行兵布阵的军事家。”陈寿“公正地指出他战争指挥能力有所不足”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过去被认为是诸葛亮的突出优点，但近年来，当代历史学家根据史料，对诸葛亮的用人情况作了客观分析，总的看法是“曹操用人唯才，诸葛亮用人唯德，两相形成鲜明对比。用人唯德充其量只能用二流人才，这是诸葛亮的悲剧之一”。对他用人的具体错误提出许多批评，尤其是在对待魏延的问题上 ⑩ 。而在民间传说中，陈翔华先生指出，诸葛亮“具有不同于史实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有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二是带有奇谲和怪异的色彩”。并举出例证如袁希之《汉表传》关于诸葛亮“神算”张郃死于树下，甚至能预知隋朝史万岁南征、宋将曹彬以及明末张献忠等事 。《三国志平话》说:“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玄机，神鬼难度之志;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从诸葛亮形象演变史看，“神”的色彩加强，“史”的色彩淡化。
       
    史官叙事者本着“实录”的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不掩恶，不虚美” （刘知几《史通•惑经》） ，对魏延充分肯定他的勇敢和战功，也批评他的骄傲和为争权而不顾大局的错误;在热情歌颂诸葛亮的同时，对他在军事决策上的失误、在人才问题上的错误，特别是对待魏延的不公正态度，都采取了“秉笔直书”的严肃态度。而民间说书人的叙事者，则神化诸葛亮，他能算命，能未卜先知，变成了神机妙算的军师。他早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而且预知他会作乱，“遗计斩魏延”。而魏延不但头上有“反骨”，而且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预示“头上用刀”，必然死于刀下;他又扑灭了代表诸葛亮生命的主灯，更是罪该万死了。这些神怪荒诞的描写，掩盖了诸葛亮对魏延的错误。
       
    罗贯中在创作时，在“拥刘反曹”的指导思想下，以蜀汉与曹魏的斗争为主线，把诸葛亮放在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方面吸收了史官叙事话语，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民间叙事话语，造成了《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内在矛盾。“李卓吾评本”对诸葛亮的评语把这种矛盾尖锐地揭示了出来。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对待魏延不是一般性的缺点错误，而是在魏延没有丝毫“反迹”且屡立战功的情况下，耍阴谋诡计，要把他和司马懿父子一起烧死;阴谋败露之后，又嫁祸杨仪，激化两人的矛盾，种下了内乱的祸根。这与“奸雄”曹操有何区别?这从根本上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造成了诸葛亮的人格分裂，这与歌颂刘备集团“仁义”，谴责曹操集团“霸道”的全书主旨相背离。在版本的演变中，这种文本的内在矛盾，逐渐得到解决，特别是到了毛评本。如魏延在《三国志演义》中最后是以“反叛”的罪名而被杀的，可是在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本以及其他几个版本里，魏延两处出场都写他与关羽形貌相似，后来有的出版者觉得不妥，在朱鼎臣本、黄正甫本中这两处都没有魏延外貌的描写，到了毛宗岗评本不写魏延的外貌与关羽相似。不仅如此，毛评本还把孙权对魏延、杨仪的评论中批评杨仪的话删去，明显是为了袒护杨仪，着重批判魏延;在诸葛亮火烧上方谷的故事里，毛评本把魏延仰天长叹、魏延后来对诸葛亮的质问、诸葛亮当众惩罚马岱而私下又安抚马岱、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