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可以想见，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
       
    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 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这可不是我为同乡先贤乱说好话，都有事实依据。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时机可不是诸葛亮新亡、周围大军云集的时候，而是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国死了大将曹仁；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以武治国而昌”——动工修建用于瞭望观察的黄鹤楼，而蜀国则在成都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  汉惠陵和昭烈庙。因为刚刚称帝不久的刘备，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虢亭惨败后，刘备逃回白帝城，惊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将国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国主新丧，人心不稳，当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乱。雍家是益州大姓，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