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屡出昏招:不斩败将马谡却杀名将魏延(4)
2012/4/20 10:56:35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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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
“韩信故事”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就是当年韩信从汉中出击关中时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都知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个成语,问题是韩信让人修的,到底是哪里的栈道?刘邦去汉中走的是哪条道,张良建议烧掉的是哪条道,最后进兵关中,走的又是哪条道?这事必须掰扯清楚。
从关中到汉中,得翻越秦岭,主要有四条道路:故道,即陈仓道。从陈仓向西南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至今天的陕西凤县,转向东南入褒谷,出谷即达汉中;褒斜道,从今天汉中市褒城镇的褒谷,直到名将白起的老家郿县(今陕西眉县)的斜谷,秦惠王时期修通,全长约二百三十公里;子午道,从杜陵(今西安东南)向南,经过长安县子午镇的子午谷到达汉中。这条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称子午道,离长安最近;谠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西南,南口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中间通过骆水河谷、傥水河谷,长四百余里。这条道曲折难行,当时就很少有人经过。如今有驴友想徒步穿越,体验体验蜀道之难,竟然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资料。
这四条道路,陈仓道、子午道和谠骆道秦时究竟有无栈道,不见史书记载,只有褒斜道可以确定,当时已经铺上栈道。
先说张良建议烧毁的栈道究竟在何处。这一点争议较小,除《水经注》认为在子午道以外,多数典籍都认为在斜谷,也就是褒斜道上。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意思很明白,张良建议刘邦烧掉的,是来汉中时经过的栈道,不会 是另一条栈道,否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汉书•高帝纪》亦载:“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之人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
也就是说,刘邦入汉中是“从杜南入蚀中”,这一点确定无疑。问题是这句话如何理解,历史上一直有分歧,约有三说。
《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眼前的这套《三国志》上面落满尘埃,纸张也已经是衰朽残年。但尽管如此,透过厚厚的历史风尘,我依然能够体会得到魏延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绝非仅仅是面子上的过不去。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真可谓左右为难。扯碎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大背景下作出极端选择,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诸葛亮的失误之所在。作为统帅,他对手下文官武将的性格,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难道不是么?
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和损失。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
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点,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
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
当时向朗为丞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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