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3日到4日，河南嵩山少林寺迎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艺术家蔡志忠、音乐家谭盾、武术导演袁和平、“天籁之音”朱哲琴等，齐集千年古刹“少林论禅”，应该说这个活动的象征意义远超过了实际意义。

　　它将一个自佛降中国以来难有定论的话题，再次抛到了世人面前：到底什么是佛？佛到底在哪里？

　　一千多年前，因为解释不清很多问题，一个勤于思考的佛教大师玄奘走向西域，历时十九载，带回了有关佛学的种种教义，客观来说，玄奘弄清了，但芸芸众生其实还是活在一个懵懂世界里。但不管怎样，玄奘的探索都是一种积极的佛理追寻，也是一种民族进取精神的张扬，也许，佛教的真义就在这不倦的追寻里吧！

　　也许，2006年9月的“少林论禅”，就是对当下佛教的一种新的探索，一种发问。

　　实际上，当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登封市政府授予百万豪车的时候，这种发问和探寻就开始了——一次次将自己拉到聚光灯下，少林寺究竟想干什么？佛门历来都是远离尘世的“净地”，现如今少林寺却直入社会俗尘，是否已失缺了佛教的根本，是否将佛理大大地修正了？

　　从“少林论禅”，你也许可以洞见一代方丈的良苦用心。

　　论禅会上，当谭盾的“少林大典”音乐从虚无缥缈的远古传入你的耳膜，木鱼声声伴以诵祷的晚课声勾起你不尽的灵魂缱绻；当蔡志忠以他漫画的神笔飘逸出人生的诸多况味和感悟，你也许会明白什么是禅，什么是佛。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所悟，那就听听朱哲琴的《七日谈》，看看朱哲琴的眼睛，仔细地审视她的眼睛，也许，你会从那一汪纯得让你难以置信的眼睛里读出些什么。

　　不必拘泥于形式，不必远离尘世，不必把佛教看得和尘世是如此对立。

　　佛就在你的生活里，在你不自觉的心里，在你的断片旅思里。

　　“佛度众生”。如果没有众生，完全不必有佛教，即使是小乘佛教的自我超度，它也源自与佛的亲密接触。

　　想必，这也是玄奘追求的心愿吧。

　　毕竟，玄奘时代佛教的时尚与热度，比之少林寺有过之而无不及。

　　玄奘西行求法是佛国外交的典范之作

　　从一般意义上说，玄奘的主要成就在译经上。玄奘自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初二创译《大菩萨藏经》，到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绝译《咒五首经》，前后历时近20个年头，九移译场，共译出经典75部、1335卷，所译经典包括经、律、论三藏，涉及大、小二乘，显、密两教，而以大乘瑜伽唯识派经论及与之相关的小乘部派论著为主，兼及《般若》空宗。

　　因此，说玄奘是中国的佛陀，一点儿都不为过，而如今中国佛教各派也多认玄奘为中国的“释迦牟尼”。

　　玄奘的弘法，其实也是通过译经的方式实现的，译经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进而才能引导众生。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玄奘巧妙地利用了皇权的力量，让唐太宗作序，以引起众生的注意，并让佛法更大范围地推广开来，应该说，在最初崇奉道教的大唐，佛教得到肯定并得到大发展，玄奘应居首功。

　　实际上，玄奘的意义不仅仅在弘扬佛法上，他最深刻的价值，早在他西行之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他的价值更在于他的精神，一种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玄武门兵变后，太宗执政，励精图治消灭了隋的各路叛军而统一国土，奠定了唐代帝国的地位。但有唐国威远达国外，比之汉武大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玄奘正是在有唐处于上升时期而出行西域习研佛学的，这与唐帝国的扩张、威名的远扬正相契合，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又是一种必然，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

　　玄奘自印度回国，戒日王托玄奘归国问候太宗，这是一种示好，也就是强调两国互重而交盟和好，当这种善意的信息传达到大唐，太宗即遣使通好，确立中印友好的外交关系。

　　回国后，河南人玄奘在古都长安放出了当时佛教界的万丈光芒。

　　“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

　　也许，这样的教义，会让你感到唯识的晦涩和难解，由此你会感到玄奘所做的距离百姓比较遥远，进而对玄奘的影响大打折扣，如果这样，你就错了。

　　有一种影响，它是潜移默化的；有一种影响，它遁于无形、具有一种指导作用。让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是，时至今日，无论禅宗、无论净土，但凡佛门无不尊玄奘为导师，无不以玄奘为领袖，无不以玄奘所译经文为典范，其实玄奘的影响，又岂在中国佛门，又岂在佛门？

　　“唯识一宗，说到底是佛门的阳春白雪，是佛学习研的高境界，如果把禅当作一种实践，那么唯识更侧重于学问、理论。这样你就很明白玄奘之于佛教的意义。”洛阳师院教授、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郭绍林先生说。

　　大雁塔，如今成了西安的标志性建筑，也成了西安进取精神的坐标，因为玄奘、因为大雁塔，以大雁塔为中心，新生了一个区，叫曲江区。也因为大雁塔，西安有了一个新的城市增长点。

　　实际上，在西安乃至在陕西，几乎无处不留存着玄奘的影子，从白鹿原到长安县大兴教寺，从西安城朱雀大街到远在铜川的玉华山玉华宫，如今处处都在说玄奘。

　　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玄奘极大地丰富了西安乃至陕西的文化内涵，让西安文化变得更加丰满而圆润。也是玄奘，让中国有了一种新的感动，一种通达人心的温暖，一种与现代国力发展相适应的、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

　　印度曲女城的无遮大会，是在当时五印共主戒日王主持下召开的，因而特请支那法师玄奘立论主持会。玄奘应戒日王邀请，立真唯识悬金牌于大象，游行大会18日，没人提问，就这样大会尊玄奘大师为大乘天及解脱天。

　　玄奘在西游印度中，佛学成绩“青出于蓝”，由此博得戒日王赏识，也通过佛教这一特殊纽带，奠定了中印世代友好的基础。

　　实际上，玄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大唐以降，《大唐西域记》在中国的影响堪称巨大。自十世纪始，中国传奇故事几乎都引证了玄奘这个人物，赋予他许多充满怪诞色彩、颇类鬼怪和神佛的奇遇和冒险。

　　中国最早的变文开始直接涉及玄奘，并称之为“三藏”(律藏、经藏、论藏)，在这里，原本是真实的经历，开始变成了不着边际、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并在其中加上了一个行者猴子，还宣布说：“吾今皈正向西方去，转上雷音见玉毫。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到有明一代，这样的故事，就变成了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的《西游记》，当这个神话小说诞生的时候，玄奘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唐僧。

　　其实，在中国僧人屡屡向西方求取真经之时，也有僧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