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与群雄逐鹿中原、创立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为网罗天下人才，共发布了三次求贤令。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在这里，曹操提出用人的两个观点：一是贤人多出自社会下层，“曾不出闾巷”，如“被褐怀玉钓于渭滨”的姜子牙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因过去只注重在社会上中层选拔人才，导致社会下层的贤人没有机会发挥才能。二是用人必须唯才是举，如按东汉时期以德行取士的标准，就得不到曾盗嫂受金的陈平这样的人才，如只选用廉士，齐桓公也不可能称霸。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这句话出自《论语》，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孟公绰叫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却没有能力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曹操引用孔子这句话，说明有德者未必有才。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发布第二次求贤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明确提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再次强调不能以德行为取士标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第三次发布求贤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敢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次求贤令中，曹操列举商代、春秋战国和西汉一批将相之才，这些人或出身微贱，或曾是君王死敌，或负污辱之名，或不仁不孝，但都有治国用兵之才，古代君王起用他们，成就王霸之业。伊挚即伊尹，他本来是赔嫁奴隶，商汤把他从奴隶群中提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助手。伊尹助商汤以七十里起家，灭夏桀建立商朝。傅说是商王武丁的贤臣，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傅说辅佐武丁治国，使武丁成为中兴之主。管仲是齐国贤相，他曾用箭射伤齐桓公，但齐桓公不计前嫌，把齐国交给管仲治理，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吴起是战国名将，魏、楚的强大都有他的功劳，但此人曾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可谓不仁不孝。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西汉人，萧、曹本为沛县县吏，韩信曾忍受胯下之辱，陈平有盗嫂受金污名，这四个人辅佐刘邦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以这些人为例，希望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就自己的王霸之业。

　　历史评价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曹操也作出高度评介，他说：“王（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原标题：曹操用人之道：唯才是举连杀子仇人也能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