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历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经济学硕士,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未来中国出口增长的潜力,我认为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创造海外需求的方式扩大出口,也就是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和劳务输出。
美国用QE3转嫁危机
新京报: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郑新立: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前,除了日本之外,美国和欧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发展中孕育着危机。比如美国过度借贷,靠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滥发美元、制造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等,来维持表面的经济繁荣,但其实是一种泡沫。2008年,泡沫破灭了,给全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
新京报:美国目前实行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是否能使其经济走出低谷?
郑新立:要真正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是继续向美元大量注水、印票子,搞量化宽松,让全世界来帮助它承担危机的损失,这是在将危机转嫁。哪个国家、哪个企业、哪个人拥有美元,都跟着承受损失。
但是,美国还是要承受最终的后果,即美元贬值,在世界范围内的信任度降低。我认为人民币应该借此机会加快国际化步伐,逐渐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力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样,以后哪种货币如果贬值出现风险,各国就抛售;哪种货币比较稳定,大家就争相储备。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政府、银行、央行对币值稳定负责,可以互相制衡。
新京报:随着欧美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市场也加紧步伐,全球央行进入新一轮宽松周期。这些是否会引起新一轮全球性通胀?
郑新立:如果全球都来发行货币,意味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迟早会到来,可能首先会引发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新京报:欧债危机的解决路径已经显示出统一财政的迹象,你认为最终欧盟是否真的能实现统一财政?
郑新立:我觉得形成财政联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欧盟在经济上的联合会继续前进,不会走回头路。最近欧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明欧洲国家已经形成共识,要强化对所有参与欧盟国家的财政约束。既然加入联盟,就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
中国高增长并没有结束
新京报:你怎么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未来中国是否还能回到平稳较快增长的速度上来?
郑新立: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我们已经连续十一个季度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这种增长速度的下降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惯性,也使企业和居民形成了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预期。
但是根据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后,经济速度可能才会有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人均GDP才5400美元,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所以高速增长并没有结束。如果现在就掉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就正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要靠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的潜力,没有改革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使稳增长措施继续得到落实,特别是鼓励民间投资的增长,实现经济回到平稳较快增长轨道上来,还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新京报:那你认为下一步政府最需要推进的是哪一项改革措施?
郑新立: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五大改革释放五大潜力。第一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释放消费需求巨大潜力;第二是改革税收体制,释放第三产业发展潜力;第三是改革科技体制,释放技术创新潜力;第四是改革城乡管理体制,释放劳动力潜力;第五是改革金融体制,释放资本潜力。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
新京报:目前全球仍未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未来应该如何应对?
郑新立:未来三到五年内,欧美发达经济体想走出危机的影响还是比较困难,这意味着中国出口要继续保持像以前那样的增长态势可能比较困难。不过,在这些国家控制支出比较紧的情况下,对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需求也可能会增多,只要我们的产品能适应国外消费者的需要,出口还有可能保持适度增长。
未来中国出口增长的潜力,我认为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创造海外需求的方式扩大出口,也就是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和劳务输出。如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区,通过扩大对能源资源的投资、扩大国际并购、到国外搞加工贸易、工程承包等方式来扩大出口,用中国巨大市场拉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双赢。
新京报:那未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郑新立:在全球摆脱危机影响的进程中,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因为按经济增量算,中国可能已经占到全球的近50%;虽然从存量上看,我们占的比重还比较低。
全世界现在都在盯着中国,中国增长慢一点,他们就很忧虑;中国快一点,他们就很高兴。所以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增加对国外产品的吸纳能力,这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