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仅依靠财政投入办教育。河南这么大的省，每年用于高校基本建设的资金仅两三千万。如果仅仅依靠财政办学，教育发展的速度将远远落后于民众的需求。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发展缓慢的问题？如何突破财政的限制？经过系统研究，他建议政府应把公众存在银行的钱借出来，用于建设中国的大学。 

　　这个看似简单的提议却需要复杂的理论来论证。在当时的情况下，银行中的存款和教育到底是什么关系，金融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教育经济学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刘道兴调研后发现，公众存钱除了养老、防病、买房子之外，还有7%~8%的存款是教育存款。因此他认为，在我国形成的巨额储蓄存款和其他多种社会性积累中，有7%~8%应当投资教育基本建设。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投资机制，中国的教育问题才能解决。 

　　他的这一思路在2002年正式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04年完成，并成为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优秀成果，名字就叫《论政府举债兴教》。他主张，在政府没有巨额投资之前，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应大胆向金融机构贷款，征地建校。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省内许多高校都请他做报告，打消了一些干部、老师的顾虑，为这些学校举债发展统一思想做出了贡献。 

　　在这个基础上，他把政府举债兴教的思想延展到了修路、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上来。并且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金融贷款的宏观投资结构应该与金融储蓄的微观倾向相吻合。 

　　业界人士日后评价称，这一理论是对传统金融学的一个突破，它从宏观上发现了中国金融问题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基本建设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有约58万亿的储蓄存款，近40万亿元贷款，有18万多亿元的存贷差，还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多钱不知道怎么花，但建学校、办医院时却总没有钱，这说明我国的金融理论出了问题，而传统的金融学却没有意识到。 

　　事实上，用银行的钱建大学的思想已深刻影响了河南的发展。仅郑州市就在东西南北各建了一个大学城，河南高校招生规模正在迅速扩大，许多学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他说，这是河南全省上下特别是教育界和金融界解放思想的成绩，而自己仅仅是一个低头沉思者和呼吁者。现在，他只是感到理论问题仍没有解决，仍有许多矛盾和困惑需要破解。 

    最近，为适应国家有关部门就制定教育发展与改革规划纲面向全国征求意见的要求，他建议国家把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作为现代化事业投资重点，在保持财政对教育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发行教育基本建设特种国债，每年筹措3000亿到5000亿元教育基本建设专项资金，坚持10年左右，把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建设问题彻底解决。这一建议受到有关部门和媒体的重视。他认为这是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能够为扩大内需创造最有效的需求，而形成优良教育资产、国民素质提高、未来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增强，是偿还国债的可靠保障。 

　　有一件事情让他异常兴奋。不久前他刚读完沙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就在这本500多页书的最后一页，他思考了10多年的理论终于有了共鸣者：我们希望有理性的经济思想会代替迷信和误解，在平衡预算的口号失掉了它限制政府支出的作用之后，良好的社会应该用代价和益处的分析来代替它。读到这他几乎跳了起来。 

   “花钱比挣钱更有智慧”

    ——专访刘道兴

　　经济视点报：1996年，你主动从省委组织部来到社科院工作，很多人都不理解。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因为个人兴趣吗？

　　刘道兴：也不完全是，咱也不是特别清高的人，毕竟是提拔。不过，选择这个单位跟自己喜欢琢磨一些理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关。到这里以后，我很快对社科院工作形成自己的一些认识，省里面给你确定的级别和位置是很高的，是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是让你站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来思考河南的发展。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使命，你应该对个人利益看得淡些，多读书，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始终围绕老百姓的需要思考。因此，这些年我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思考得很宽泛。

　　经济视点报：为什么你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情有独钟？

　　刘道兴：我是一个农村孩子，我的命运就是因为考上大学，又公费读了研究生改变的。我每次回老家，见到自己曾经的同学，他们的孩子仍然很难上大学。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追求进行思考，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们都接受好的教育？谁不比谁聪明多少，区别就在于他受教育的程度。因此，我的人生就追求这个、研究这个。

　　经济视点报：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了6万亿元，为什么你还坚持主张政府举债兴教？

　　刘道兴：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大的时候，需要财政投入的领域就越多。比如三农发展需要钱，城乡协调需要钱，遇到自然灾害需要钱，等等。因此，寄希望于财政大规模投入教育不可靠。况且国家有20万亿的钱放在银行里，为什么不用呢？我就主张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拿出几百亿美元，用于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教学科研器材和设备，武装中国的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就要把最先进的仪器买回来武装学校，尤其是金融危机的时候，这是最合算的。一个民族要精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一样，花钱要比挣钱更有智慧。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现在总的情况是，一边是蓄满了水的大水库，另一边是一片干裂的土地。金融部门就是那个大水库，教育领域就是那干裂的土地。我的使命就是在大水库和干涸的土地之间架起一根管子，我研究的就是这个学问。

　　经济视点报：政府举债会不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说，前几年某些高校因资不抵债几乎破产。

　　刘道兴：学校是国家和民族高质量的资本，归国家所有，而建学校的经费由学校承担，这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提出，谁所有谁投资，谁所有谁举债，政府应成为向银行举债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让学校从债务重压下解脱出来，轻装办学，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政府应把学校的债务普查清楚，只要是合理的债务，就应从学校移交到政府，至少应先由财政出钱为学校建校债务贴息。

　　经济视点报：根据你的调研，有成功的先例吗？

　　刘道兴：从负债这个角度讲，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候，需要政府用举债的办法把公众积累转化为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日本，现代化程度很高，政府负债率已达到了国债债务依存度的160%。再比如美国，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国债债务依存度目前已达到了80%多，而我们国家仅为20%多。所以，我在给国家和有关部门的建议中提出，假如把全国的学校全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好，需要3万亿~5万亿贷款性投资，我国因此把债务依存度提高10个百分点也是值得的。关键是这个债务对于民族而言并不是债务，因为我们的钱实实在在地放在银行里，现在国家把它盘活，建成学校，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在牢固的学校里受教育，这是最合算的事情。

　　反过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盘不活的时滞储蓄，对应的是实体经济生产能力的限制。目前我国既有钱，又有钢材、水泥、劳动力等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