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有很多段都是在悬崖峭壁上修筑的，这都是当年林县人系着一百多斤重的麻绳，悬挂在半空中，一锤一锤凿出来的。

　　动工以后，资金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把漳河水早日引到家门口，林县人想尽了办法。买水泥太贵，他们自己建水泥厂生产水泥，整个工程所用的6705吨水泥，有5170吨是林县人自己生产的；缺少炸药，生产队便多积有机肥，省下的硝酸铵配上锯末、干牛粪碾碎制成土炸药；钢钎造不了，大伙就力图节约，长钎磨短了就当小撬用，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钻用。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县委抽调了30多名干部，成立了劳力管理组，组建工程队，到其他城市承揽工程，赚钱弥补修渠资金的不足。据统计，当年就有31000林县人外出搞建筑，挣回经费1800万元。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也面临停工的危险。

　　当时，山西境内的渠道刚竣工，正在修筑从河口至木家庄的二期工程。如果停下来，整个工程很可能就会因此夭折；如果不停，又违反中央政策。最后，杨贵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中央要求修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林县为什么有这么多储备粮？杨贵说，这主要得益于“大跃进”期间他没有跟风，“报的产量比较实”。他记得有一次新乡地委、专署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各县汇报小麦产量，杨贵报了一个比较低的数字，“我汇报完后，专员很生气，说就是躺着睡觉也能产那么多！像这样，林县就根本没有‘大跃进’！” 杨贵一度被批判为有意瞒报，右倾思想严重，但他坚持不能说瞎话，“有些县报的高，水分很大。你报的多，国家购的就多，留下的自然少了。” 结果，在河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年代，“林县没有因为修渠饿死过一个人”。

　　“修一条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为了应付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到上面告了杨贵的状。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县委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随即指示地委撤了正在新乡开会的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的职，还准备撤杨贵的职。杨贵回忆说，“结果把我叫去开会，会上我讲了林县的实际情况，谭副总理听了立即派人到林县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我讲的是实话，才恢复了路加林的职务。”

　　1965年4月5日，林县人经过5年艰苦奋斗，凿通了最艰险的红旗渠总干渠。随后杨贵又带领大伙用了1年时间，修筑了3条干渠，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文革”开始了。“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毒打。好在林县群众暗中保护杨贵，给他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把他从造反派手里抢出来送到山西劳模李顺达家，后又辗转送往北京，让他躲到了新华社记者方徨等人的家里。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指示河南把杨贵保护起来，他这才得以回林县，组织建设配套工程。

　　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但仅仅过了100天，省里军管负责人又在林县组织批杨贵，说“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杨贵穿新鞋，走老路”。这些人还攻击“杨贵修了一条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红旗渠对外惊天动地很凶，对内灰心丧气很空”。又是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和杨贵来北京。他拉着杨贵的手质问那个军区负责人，你为什么反红旗渠？为什么整杨贵同志？

　　1973年，杨贵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随即到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马列主义。在学习期间，周恩来又提名杨贵到公安部工作。最初，他不愿意去，觉得自己没有经验。当时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劝他说，不熟悉不怕，我也没经验，有事咱们共同商量。在公安部，杨贵又被卷入他更难以把握的政治漩涡。最后，深受“四人帮”迫害的杨贵被说成是“‘四人帮’的人”，长期接受马拉松式的审查。直到2006年3月，中央才批准了他的职级为副部长级，享受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医疗待遇。

　　上世纪90年代，杨贵两次回林县，都受到群众潮涌般的欢迎。2002年6月，杨贵应邀参加新落成的红旗渠纪念馆开馆仪式，人们冒雨赶来看望杨贵，排起了长队，就是来见个面，跟他握握手；有人怕他着凉，还给他带来了衣服；离杨贵住处约五六里的陈改莲则非要拉杨贵到她家吃饭，说杨贵“文革”挨斗在她家没吃好饭，几十年来她一直心不安。 (本文参考书目：《杨贵与红旗渠》)【原标题：杨贵与红旗渠的风风雨雨：修渠没有饿死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