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致新老师的父亲李蕤先生，早年活跃于中原文坛。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时候，他骑一辆破自行车，只身到饥荒现场采访，在《前锋报》发表了多篇灾区通讯，后结集为《豫灾剪影》，保存下来了珍贵的历史文本。笔者最近得知宋致新老师正在重新编著一册关于上个世纪40年代河南大饥荒的书，就把近年来手头存放的一些文史资料给她发去。她收到后大为赞赏，说：“其中一些材料十分珍贵，如靳志先生执笔写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就像一篇檄文，这次书中一定收入。他把1944年豫湘桂战争失败的原因讲得很透彻，真是一篇奇文！”

    靳志是清朝最后一科进士，1903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1905年，他被北洋政府派往英国、法国留学，在法国加入同盟会。他归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国民政府秘书，曾出使英、法、荷、比诸国，曾在中苏会议上为斯大林做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委员。靳志先生精诗文、工辞章、擅章草。毛泽东同志赴苏联时，斯大林曾问起过靳志，一句“我的中国朋友靳志先生”引起毛泽东同志回国后打听靳志。后来，靳志曾为毛泽东同志书写作品。

    该文是1944年由在重庆的河南籍人士联名上书，靳志执笔写就的为河南人民请命的“陈情表”，靳志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专员和专门委员。文章开篇秉笔直书：“呈为豫战败坏，请求确定责任，严惩失职……并迅速救济难民及流亡学生事……”此篇文章写于1944年国民政府豫湘桂会战失败后，从1942年开始，河南一直遭遇大饥荒，百姓草根挖尽，易子而食，而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对田赋征实苛捐杂税，丝毫未减，导致300万人饿死，更多的人逃难到省外。国民党军队把几十万河南农民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开挖巨型反坦克壕沟，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到黄河堤坝加高堤沿。驻守河南的汤恩伯在叶县圈占民田4000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修筑官舍。河南民众，怨声四起。军队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军如寇仇。1944 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的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当国民党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重大损失。《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1944年7月8日的《解放日报》在《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社论中说：“因此，战争一起，老百姓便起来缴军队的枪。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究竟是谁的责任，难道还不洞若观火吗？”

    然而，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战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靳志和旅渝河南籍人士慷慨陈词：“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诿过于民众，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悟者矣。”河南人民，忠厚朴实，自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靠从河南“就地取材”。发生饥荒之后，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中央社”消息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就是这样的人民，不惜牺牲、共赴国难，“又何至中途改节，判若两人哉！谁司牧民，竟使怨愤充塞，吁天无路，乃至溃散不可收拾？则数年来党政军当局措置失当之咎，不言而喻，非可强词曲辨也”。靳志他们上书蒋介石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严惩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二是对“不恤民间疾苦，祸国殃民”的河南地方政府官员应分别严惩，并选派有资历有才能的人员收拾残局。三是河南近年党务负责人变动频繁，要求彻底整顿。四是对河南境内灾民、公教职员、青年学生以及逃荒至外省的灾民，政府应及时救济，选派得力人员，分区设站、赈济灾民。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河南大饥荒中，河南有志之士不断为民请命。先是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后来是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几次国民参政会上，弹劾汤恩伯、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提交议案。而开封名士靳志执笔写就的这篇文章无疑是为河南人民正名的一篇宣言书，历史应当铭记。刘海永【原标题：靳志：为河南人民上书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