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启了洛阳又一段辉煌历程。同年开凿古阳洞，这是龙门诸窟中最古老的洞窟。

　　孝文帝：

　　背叛者or继承者？

　　孝文帝放弃了太多的东西。他放弃了拓跋氏经营近百年的太原，放弃了代代相传的鲜卑语言、鲜卑服装、鲜卑礼仪、鲜卑制度，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鲜卑姓氏。他是拓跋鲜卑的背叛者吗？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拓跋鲜卑已经历数次南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这几次迁徙的详细过程，已无法得知，但毋庸置疑，每次迁徙，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据央视《探索与发现·远去的鲜卑》报道，走出大兴安岭的想法，始自拓跋毛，这位部落首领最先意识到，狩猎养不活太多的人口，要想发展，必须走出去。尽管拓跋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但这次他没有说服任何人。拓跋毛一次次劝说，直至为此郁郁而终。

　　过了五代，嘎仙洞的族人才在拓跋推寅的带领下走出大山。

　　他们第一次的迁徙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拓跋推寅“谋更南徙，未行而崩”。又过了六七代，拓跋鲜卑才离开呼伦池，翻越阴山。据《魏书》所说，这次迁徙“九难八阻”，历尽艰辛。

　　迁徙，首先意味着放弃，放弃已熟悉的环境，放弃已技艺纯熟的谋生手段。而放弃之后，前方等待的是什么，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令人心生恐惧。

　　拒绝安逸、永远进取的精神，总能在拓跋氏的犹豫和矛盾中占到上风，所以他们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学会新的生存方式，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拥有更宏大的舞台。

　　放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学会放弃，才会到大境界，有大获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帝拓跋宏不是拓跋鲜卑的背叛者，而是锐意进取的拓跋精神的最佳传人。

　　很多记载说，拓跋宏迁都洛阳，过程充满戏剧色彩，他是连哄带骗，完成了迁都。但有研究者认为，迁都事件是一场生死较量，并不带有任何戏剧性。

　　南伐演变为迁都

　　自古至今，女人当国的情况很少见，但当国的女人都是超级强人，如吕后，如武则天，再如北魏的冯太后。

　　这些超级女强人有两大特点：第一，干得超级好，在位期间国家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第二，手腕超级硬，完全掌控政局，绝对高高在上。

　　冯太后临朝期间，实施班禄制、均田令、三长制，动荡百年的广大农耕区安定下来，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她临朝后期，孝文帝已长大成人，但冯太后并无归政的意思，直到公元490年她去世，孝文帝才得以亲政。

　　亲政后的孝文帝，仍生活在冯太后的身影中，她巨大的成就，她留下的亲信重臣，都成为新皇帝树立权威的障碍。

　　亲政的第四年，孝文帝谋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南伐，征伐的对象是定都建康（今南京）的南齐。这次南伐走了一半便无疾而终，演变为更重大的事件——迁都洛阳。

　　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出发，“步骑百余万”，孝文帝沿路施恩，遇到“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在一些地方，亲见高寿老人，“问所疾苦”。凡经过的地方，大军“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百岁以上的老人授予“荣誉县令”，七十岁以上者各有赏赐不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

　　这年九月，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大军到达洛阳。孝文帝“周巡故宫基址”，“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第二天，他又来到汉魏城南，“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

　　数天后，孝文帝下令大军起程，他自己“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魏书》的这段记载太简略，迁都这么大的事，群臣拦住马一磕头就定下来了？

　　很多人结合其他史料解读这一事件：孝文帝的本意，不是南伐，而是迁都。但很多鲜卑贵族反对迁都，于是孝文帝假称南伐，率领大军来到洛阳。大军已走了一个月，人困马乏，更兼当时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北魏大臣厌战情绪十分强烈。此时，孝文帝假意坚决南伐，诱大臣们劝阻，然后就坡下驴，让他们同意迁都。

　　在这样的描述中，北魏迁都洛阳，成了极具戏剧性的事件。

　　但略加思考，就会觉得这事不靠谱。孝文帝贵为皇帝，为何不能堂堂皇皇地定策迁都？这样连哄带骗，是不是有失王者风范？用一个小诡计，让鲜卑人放弃经营了近百年的平城，能让人心服口服吗？原本反对的人，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接受迁都行动吗？

　　武汉大学何德章教授研究认为，迁都事件其实是经过缜密安排，蕴含着命运攸关的军权争夺，事件本身并无任何戏剧色彩。

　　手握重兵威震守旧老臣

　　孝文帝亲政之初，并无迁都洛阳的任何迹象，相反，他在平城曾进行大规模营建活动，改建太庙，兴建明堂、太极殿，他甚至在冯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营建了“寿宫”。

　　平城新建的太庙、明堂、太极殿等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仿照汉魏洛阳城原有同名建筑建造。太极殿本是魏晋皇宫正殿，规模极为宏大，南朝皇宫也仿其建造正殿，并沿袭旧名。孝文帝曾派长于建筑的蒋少游南下洛阳，“量准魏晋基址”，随后再派他出使南齐，观摩建康“宫殿楷式”。可以说，平城兴建的这些新建筑，都在尽力仿照魏晋制度。

　　有研究者指出，孝文帝“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 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 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

　　但孝文帝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一改革思路行不通。他要达到的改革目标，与冯太后不同，均田令、三长制、俸禄制等，不伤鲜卑贵族筋骨，而孝文帝要实行的政权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必然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他改定历代先帝庙号，借此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彻底摆脱部落遗俗；他重用南朝投奔来的王肃，制定九品官制，严禁只擅长马背上驰骋的武人出任文官，致使一大批鲜卑武人“下岗”。

　　平城对抗改革的敌意渐浓，“初，高祖（即孝文帝）将议革变旧风， 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柞等密与规漠， 共论时政， 而国戚谓遂疏已， 怏怏有不平之色。‘至尊但欲广知前事， 直当问其古式耳， 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 。

　　在这样的氛围中，进一步的改革势必难以推行。孝文帝意识到这一点，平城的建设停顿下来，更大的行动开始酝酿，那就是迁都。

　　迁都的确是在“南伐”的名义下策划实施的。孝文帝知道“旧人怀土，多所不愿”，为了避免阻力，打出了南征的旗号。不过，这个事情绝非简单，这实际上是一揽子的缜密计划，孝文帝要确保迁都成功。

　　《魏书·高祖纪》说，南伐的人马“步骑百余万”，而在《魏书》其他人的传中，又说南伐的军队是三十多万。当时平城中央禁军不过一二十万，从平城出发的，不可能有百余万。但《高祖纪》的记载也不是空穴来风，孝文帝从平城带出来三十多万人，包括中央禁军和北方六镇中的精兵“突骑”，其余七十多万，则是从各地征集来的地方部队。这样，孝文帝南伐大军总数达到百余万，几乎是北魏帝国军队的全部精华。

　　在南伐名义下，孝文帝不动声色地征集了大军，又不动声色地安排各路将领，统领主要部队的将领，悄悄地换成了三种人：皇室子弟、亲信大臣、汉族才俊。另外，他又安排亲弟弟元羽为太尉，负责指挥平城留守部队。在南伐的名义下，他将帝国的军队全部抓在了自己手中。

　　这次南伐还有一个蹊跷之处。一般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都选择秋后马肥之时，他们不怕冷，怕热，怕下雨。而孝文帝选择八月驱军南下，结果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致使人困马乏。于是，孝文帝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有人着急上火，磕头请他不要南伐了，宁愿迁都洛阳。看着跪在面前的人群，孝文帝一定脸上绷着，心中偷笑。

　　有了如此缜密的安排，孝文帝底气十足。他派人回平城，向留在那里的鲜卑贵族宣布此事，“众闻迁诏， 莫不惊骇”。孝文帝派去的元澄“援引古今， 徐以晓之”，遥望孝文帝的百万大军，那些旧贵族“众乃开伏”，无奈地低下了头。□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学术顾问 洛阳师院教授 副院长 张宝明【原标题：孝文帝连哄带骗迁都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