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这一制度对豪强大族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些限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大量劳力，分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部分要求，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代中叶才告终止。它在古代持续了约300年，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

这些改革制度表面上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其实都是由冯太后拍板，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冯太后。

随着孝文帝的一天天长大，他与冯太后的关系也日渐微妙并复杂起来，问题的关键当然还是在于一个字——权。作为封建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冯太后权欲极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孝文帝越来越“聪圣”，担心将来难以控制，“不利于冯氏”，又打起了废掉皇帝的主意。于是，她将拓跋宏关在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时值寒冬腊月，拓跋宏仅穿一件单衣。冯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打算另立咸阳王禧为帝，因为遭到不少元老大臣的激烈反对，不得已而作罢。同时，她还命令内官监视孝文帝的言行举止，每十天报告一次。一次，宦官密报了孝文帝的“过错”，冯太后大怒，立即传来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数十大杖。孝文帝无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生性聪颖，深深地懂得忍让之道，不像他父亲那样血气方刚，才没有扩大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如若不然，以冯太后之坚毅与谋略，哪怕大臣“固谏”再厉害，也会将他从北魏的皇帝宝座上一脚踢开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20，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势而言，冯太后都不便继续临朝听政，她不得不将权力的“魔杖”交给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这才正式主持朝政，也开始亲自动笔起草诏册。

拓跋宏亲政后，冯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为皇的28年时间里，对权力的执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5岁登基到20岁时，大权完全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二、20岁亲政到24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共掌朝政；三、从24岁到33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八九年时间。但是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一种无尚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去世，时年49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5天没有好好进食，一日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3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冯太后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责斥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文化、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自编自演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短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历史。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昌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而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显然已不能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离开平城，迁居中原。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让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文化常抱有一种藐视、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以为只要能够压制住汉人，让他们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制订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五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

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亲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