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将成为我国转型发展的一个标志 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多。我国对降低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作出承诺，首先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需要。

    在降低单位GDP能耗的同时，应该理智地控制化石能源的总量。我国能源需求不应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靠初级生产力要素的高投入，而应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根据我国煤炭科学产能的实际能力，并考虑到其他能源的实际供给能力，将2015年我国的能耗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煤左右是必要和可能的，并应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标志。

阿根廷的乌普萨拉冰山一角正在融化。新华社发

    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和发展非化石能源是两个重要的战略方向 目前我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约占90%，仅煤炭就占70%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必然是节能减排工作的一个重点。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具有大幅提高能效和减排二氧化碳的明显优势，而以煤气化为核心的煤基多联产是高效协同利用煤炭的重要途径。煤炭与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利用，也有不小的潜力。石油是重要的交通燃料和化工原料，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5%，必须大力节油、发展替代、用好国内外两个资源。天然气是化石能源中相对洁净的能源，提高其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应是我国能源战略的一个亮点，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由目前的补充能源逐步上升为替代能源乃至主导能源之一。在安全的条件下，积极稳妥地发展核电是我国经济——环境双赢的战略选择，核能以其清洁和能量密度高而具明显优势，福岛等核事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必将促进核电技术和管理的进步。我国核电需高度重视全产业链各环节的平衡、协调发展。我国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重，目前不到10%，预计“十二五”末将达到11.4%，2020年应达到我国已承诺的15%，而2050年有望达到40%左右，为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重大贡献。

    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的首位。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复杂的，变暖对农业可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但如果是发散性的变暖趋势，反常气候和灾害天气增多，则可能对农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研究这些影响、研究可能的适应和减缓措施（例如，充分利用高浓度二氧化碳的肥效作用就是一种思路），为农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减缓气候变化的林业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民对环境宜居的诉求，要求保护和发展林业，这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发展碳汇的方向完全一致，我国已承诺的2020年提高森林覆盖面积和森林积蓄量的目标，体现了这个一致性，也体现应对气候变化对国家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推而广之，林业发展战略还可进一步扩大到对中国的生态风险进行分析评估，提出适应策略和长期战略设计。

    促进垃圾分类资源化 农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就地焚烧和简单填埋，是温室气体和可吸入颗粒物的重要排放源。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根本出路是作好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处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生物质能的利用，这将带动一系列技术进步，甚至培育出一个很大的产业。是落实“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举措，也应看作是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

    创新城市化模式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但什么样的城市化才是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全球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消耗了全世界75%的能量、排放出全球约80%的温室气体，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同样是全球变暖和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和牺牲品。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存在着贪大求快，低成本扩张倾向，对环境容量缺乏全局性、前瞻性评估，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缺失，社会保障不强，对生态环境投入不足、追求表观靓丽、而内在脆弱。宜居的城市使生活更美好，不宜居的城市也会使生活更苦恼。城市化的同时，不能把农村的进步抛在后面，只有乡村也变得宜居，城乡和谐，生活才能真正美好。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不宜把重点放在几个大都市的发展，而应以建设宜居的中小城镇群为重点，以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城乡和谐和应对灾害，并使人们有可能得到尽可能公平的公共服务。走出中国特色的循序渐进、科学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