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环境和发展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各国的能源资源战略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性选择问题。尽管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已有大量科学依据，但仍然存在一些质疑和不确定性，而应对气候变化却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战略，采取实际的行动，这些行动必须建立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为此，厘清对气候变化科学性及其不确定性的认知，有利于进一步取得科学共识，坚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取向。

    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简析

    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有哪些主要共识和差异，是否存在“不确定中的确定性”。1.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以IPCC为代表的主流认识是：气候变暖和反常气候活动增加是气候变化的两个基本趋势，变暖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总趋势，它在空域的分布上并不均衡，在时域的变化上也并不单调，而是波动式上升的。这个认识是以科学观测得到的大量科学数据为依据的。有些学者对变暖是不是主要趋势提出质疑，也能举出一些依据。但从科学界已掌握的全球观测资料看，确定近百年全球变暖的总体趋势应是没有问题的。2.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人类活动的因素，主流的认识是：近代（特别是近百年来）气候变化的主因是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导致温室效应增强所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自然因素是主因。这里有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大家都不否认的，即全球的观测表明：近二百多年来，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逐步增加，而这一点显然与人类大量利用化石能源等人为因素相关。尽管对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及其导致升温的敏感度还有不同的估计，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严重程度也有不同的预测，但没有人否认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明显增加的事实，没有人主张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增加下去。3.对气候变化后果的认识。变暖对农业和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持续变暖特别是在短期内变暖过快可能导致弊多利少。而反常气候导致灾害增多已经是各大洲都难以幸免的客观事实，防止走向导致灾变的临界点，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类共同利益的所在。

    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存在差异，客观上反映了气候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研究手段的有限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深化，但可以预计，质疑、分歧和认识的不确定性还会长期存在。尽管如此，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几点重要的共识和确定性：第一，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制约要求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目前我国能源结构化石能源占90%，节能本身就有减少碳排放的直接效果。要节能是大家的共识，没有人主张高碳发展。第二，我国面临严峻的常规污染治理需求（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的世界91个国家城市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显示，中国是倒数第15名），大家都主张减少污染排放，赞成绿色、环保。绿色（环保）要求减少污染排放，低碳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虽然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同根、同源、同步，在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情况下，走向绿色和走向低碳要采取的实际行动却是高度一致的。第三，反常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是全球人们共同的切身感受，必须积极采取措施防灾减灾是重要的共识，符合各国的利益，而且时不我待。简言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气候风险三者并行不悖。这些重要共识是采取确定的应对行动的思想基础。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科学性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实质上是经济—环境双赢、绿色—低碳双赢的行动，同时也为今后更大强度地减排和适应进一步的气候变化作好技术和发展方式的准备。这是一种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历史无悔的战略。在国际气候界，这些措施被表述为以下两个方向。

    1．减缓：以节能减排为主的，包括增加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森林土地碳汇等措施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在化石能源仍占据重要地位的阶段，节能行动直接带来三方面的效果：a.对不可再生的煤炭和石油等资源的节约；b.减少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和污染物排放，包括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等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气体的排放；c.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一石三鸟”的效果是同时产生的，它很好地表明了绿色环保和低碳发展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减缓行动还包括保护和增加碳汇，培育森林、草地等绿色植被。这一行动也同时产生双重效果：保护生态与水资源、绿化环境、净化空气的作用和吸收二氧化碳的碳汇作用，它从另一侧面印证了绿色和低碳的同向性。发展非化石能源不仅会缓解能源供应的压力，并且会改善能源结构。因此，尽管对气候变暖的趋势与温室气体的作用存在歧见，节能减排（及护育森林等）应该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国家战略。极而言之，即使把气候变化完全归因于自然因素，节能减排等也仍然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实际要求，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国家战略，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确定性。

    2．适应：以建设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和提高人类及生物适应气候变化的生存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行动。我国是一个水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十分有限，改善防洪抗旱的基础设施，从技术和管理上强化水安全战略，已成为迫切的实际需求。同时，在有限的土地上为我国提供充分的粮食和其他农林产品也面临着不断改进品种、土壤和栽种技术，适应气候变化的长期任务。生物进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和动植物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塑造以适应渐变的生存环境的能力，对此如果能有更深入的规律性认识，则人们就可以更自觉地去提高这种适应能力，改进保护生命健康的社会体系，更有意识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创新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再者，适应气候变化必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为此，需创新城市化的模式，把优化（至少不恶化）生态环境作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体现以人为本，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本；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循环经济，遏制大气、水和土壤受到污染的态势，使天人友好。这些原本就要持续努力的事业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完全一致。适应气候变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增强人类在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显然，对气候变化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适应战略”的确定性。

    其实，节能减排也好，改善和建设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也好，本来都是国家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表述为“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或者说，客观上顺应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2007年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是“减缓”与“适应”并重的。这一目标也体现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的一致性。

    以上的讨论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源于对我国与全球现实的分析和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战略上的确定性与科学性，它从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角度，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深远意义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时间尺度的全球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