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为神宗第十一子。其在位期间,穷奢极侈,大兴土木,于京师筑艮岳,广求天下奇花异木、珍禽异兽、佳果文竹,严重剥削、骚扰人民的正常生活;同时,还任用蔡京、童贯等人把持国政,贪污横暴、滥增捐税……
如果用政治的眼光看赵佶,可称得上“昏君”了。然而,今天我们却要沿着书法这条脉络,走进他的艺术世界。历史的丈量是公平的,在我们陈述赵佶的万般不是之后,末了都会补上一句:“徽宗工书画,书法称瘦金体,善画花鸟……”他是一个天才型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只可惜在治理国家方面却是一个低能儿。于书法方面,其最大成就在于独创“瘦金体”,成为后世学书者仰望的对象。
一个成熟书家的表现手法常常是多样化的,而被后人称道的作品往往是其所擅长的。那些少被人提及的,大都因为其表现方式不是该作者最擅长的。但是,它们虽然隐匿于历史之一角,却仍然发出耀眼的艺术光芒。譬如,说张旭擅草书,就忽略其楷书《尚书省郎官石记序》的存在;说王铎擅行草,就绝口不提他的隶书。同样,赵佶的《草书千字文》较之《楷书千字文》,被人提及的机会也少得多。是不是其艺术价值不高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草书千字文》(图为作品局部),纸本,纵31.5厘米,横1172厘米。此卷作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此时赵佶40岁,人到中年,可谓技艺娴熟。
赵佶草书取法何处?清人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称其“书法学怀素,而腕力弱甚”。以此作看,怀素确实是其取法的主要对象。他将怀素的那种绵延之势运用得自如、自在,尤其是对于圆转的运用,精熟之至,使得每个字形成一种包围之势,结构空间充满坚韧的弹性。若用挑剔的眼光欣赏,有些字大圈套小圈,圈圈相扣,不免有点儿“过”。譬如此作中“晦魄”二字的处理方式,如能加入些方硬的折角也许更好。
此作总体气象可谓神满气足,全篇浩浩荡荡,有如奔腾之水顺势而行,视觉上贯彻始终是其吸引欣赏者目光的重要因素,正如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的阐释那般:“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此作为长卷,在上面书写草书,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书家性情的发挥。为何如此说?缘于书法的表现维度是自上而下的,特别是草书,一些率性之笔,往往是在纵向空间中产生的,而横向展开的空间毕竟很有限。就此作而言,这种客观的约束丝毫没有影响赵佶腕下毫颖的正常发挥。通观此帖,生龙活虎,精神飞跃,虽为长卷,却笔跃气振,跳动不息,毫无倦笔。在纵向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赵佶对于长线条的使用也是很恰当的,如文中“号”、“帝”、“也”等字末笔的遥遥下垂,不仅调节了空间比例,使之疏朗、跌宕、灵动,充满高情远致,同时也起到导气、融通的作用,使作品显得更加气脉贯通。从此作中又不难发现,赵佶善于运用穿插错落的章法处理方式。也许,他是从黄庭坚草书中得到了启示。黄氏草书错落有致、风度翩翩。其代表作《李白忆旧游诗卷》,极善运用线条的入侵与穿插,使某些字跨区域而行,侵入到其他字的线条空间。这种处理方式使得章法的呈现不再止于单行、单列,而是予人以“乱石铺街”之美感。赵佶此作中这种入侵的表达方式,可谓得黄氏精髓:初看怪异,再看惊绝,三看大称其妙。
作为帝王,赵佶在个人心气上是非常高昂的;表现在艺术上,也就有种无所顾虑的态势。从此卷中,还可以看出赵佶创作时的“放”态:对于笔画,在保证线质的基础上,写得很迅疾、威猛,汪洋恣肆,鼓舞六合,有“舍我其谁”之势。此作作于描金云龙纸上,由于纸面光洁,使得笔墨的渗透来得缓慢。由此,通篇尖刻锐利的笔画居多,而含蓄钝拙的笔画偏少,这或许就是一味追求气势而丧失的那一部分美感的表现。如此作中撇画与捺画以及转折处的处理都显得过于迅疾、尖刻,如能做到宋人张戒所说的“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有放纵,同时又能收擒,那么此卷带给我们的美感也许会更丰富些———毕竟,含蓄更能逗引欣赏者的审美情绪。
“牵连”作为上下字连贯的枢纽,是草书的主要表达方式。善写大草的书家,对牵连的把握是很奇妙的:时而粗如主笔,时而细如游丝;时而竖直拉下,有飞流直下之气势;时而倾斜拉扯,有屈铁盘钢之韧性。从此卷可以看出,赵佶善于运用斜向拉扯的牵连方式。这一方面表现了其自信的书写状态:如怒猊抉石,势不可遏,沉着痛快,激越奔放;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在牵连方式的处理上缺少变通,斜向线条多了,通篇也就显得芜杂、雷同、单调。
经典的产生,有赖于时间的检验与判定。赵佶《草书千字文》能穿越近千年时光为我们所欣赏,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今,当我们谈论张芝、王羲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等人的草书时,又自然而然地想起赵佶的《草书千字文》,这对于独创“瘦金体”的赵佶而言,一生寄情笔墨也就无憾了。【原标题:赵佶《草书千字文》:瘦金之外的意气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