鬲县“不战”虽已过去了二千年,但今天读来仍让人心暖。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思维:其一,把官、民放在了同等地位,一把尺子量短长,甚至还有严官宽民的意思;其二,把代理县长的滥权与腐败视为“民变”的主因,五大家族的反叛是“官逼民反”;其三,要想平息“民变”,首先要严惩犯罪的官员。否则,只会埋下更大的祸患,使朝野付出更大的成本;其四,敬畏百姓,譬如派人去向鬲县民众道歉、谢罪。这几点,正是吴汉坚决不战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既能“不战而得城”,又能广泛获得民心的“奥秘”之所在。
吴汉能做到这一点,与下列三个因素有关。一是长期的草根经历。将军出身贫寒,质厚少文,虽不善言词却聪颖过人。年轻时在家乡南阳当过亭长,后因宾客犯法为避株连亡命渔阳(今北京东部),以贩马为生,往来于燕、蓟之间,这个过程中结交了天下不少豪杰,后被推举为安乐县令。贪官鱼肉百姓,恶吏横行乡里。中国的老百姓,在封建专制长期的专政和“驯化”下,多形成了甘当顺民的奴才性格。民众的这种“劣根性”,长期漂泊在江湖的吴汉,窃以为也是深知的。他能作出“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的结论,进而严惩县长,严禁使用武力,不排除他已经抓住了县长的“把柄”,譬如可能是县长搜刮过甚,或者政策荒唐,从而犯了众怒导致民变。但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最底层的社会体验和经验判断。
二是没有“圈子意识”。既不站在县长一边,也不站在民变一边,而是站在实事求是一边。不问亲疏,不问派别,只问公理。
三是没有皇权专制下的“意识形态”。吴汉没有把县长视为“同一个堑壕里的战友”;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自己人”;共同的治民者。也没有把“五大家族”视为需要防范的“刁民”和“潜在的敌对势力”。假如不是这样而是满脑子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作祟,那么,吴汉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县长是衙门的象征,是皇权的延伸,是皇帝在基层的“代理人”。掀翻了县长的宝座,就是蔑视衙署,颠覆政权,反对皇上。“基层不牢,地动山摇”,我不管你“五大家族”有多大冤屈,也不管县长喝了黎民多少血,但只要触犯了这一条“高压线”, “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就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隐秘在内心的话是: “县长”再有罪那也是自己人, “五大家族”再冤那也是外人。幸亏东汉政权正处“其兴也勃焉”的初创时期,吴汉大脑里还没有那么多“保江山”意识,没有以政权之私异化天下之公,没有以统治者之需填埋人民的利益,这才留下一个处理“政民矛盾”的模板。相比之下,那些争要去鬲县“平叛”的将领们,显然多是一介武夫,其理念不足道也。刘秀统一天下后多让这些人“下课”去当“寓公”,是很有远见的。(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刘吉同)【原标题:不战而得城让人心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