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大家热情甚高，干劲十足，除了编刊物，还组织了许多文学活动。其中以一九八四年协助省作协举办的河南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研讨会影响最大。河南文学界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对河南的小说创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后，河南作家张一弓、叶文玲、田中禾、张宇等人连续发表了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的中、短篇小说。

　　那时候，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似乎都有文学的浪潮在激荡，作者多，读者多，发行也很可观。《洛神》生逢其时，在短短几年中在河南以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初到编辑部的时候是当小说编辑，后来当了副主编。我记得刊物最多时印数达近八十万份，为了印刊物，我们还要到西安去找印刷厂。

　　但是，一九八六年，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原洛阳地区撤销，《洛神》也迁往升格的三门峡市。我自己则选择留在了洛阳市文联工作。

　　一九九六年，我开始兼任《牡丹》的主编。《牡丹》创刊于一九五七年，刊名是另一位文坛元老郭沫若题写。其间经过“反右”，“文革”，曾数度停刊，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又一次复刊。复刊后的《牡丹》也曾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的辉煌时期。但这时候的文学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也由于文化的多元格局而逐渐分化，坚守纯文学立场的文学刊物都遇到了生存危机。

　　《牡丹》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洛阳，这时候只有这一本文学刊物，而且河南的文学刊物，除了省文联的《莽原》，只有郑州、开封和洛阳有公开发行的刊物，《牡丹》不仅对团结扶持本地的作者有重要意义，在全省文学格局中也占有重要位置。这时候，面对种种困难、冲击和诱惑，我们选择了对文学的坚守，坚持了纯文学的办刊方向。

　　一九九七年，是《牡丹》创刊四十周年。以此为契机，我们举办了系列活动，应邀参加活动的作家、评论家等对《牡丹》坚持的方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洛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过杂志社同仁的坚持、努力和奋斗，二○○○年以后，《牡丹》终于从困境中突围，在刊物面貌、编校质量、经费运营状况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改观，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牡丹》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既以培养扶持本地作者为己任，也注意保持和一些著名作家的联系，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潜力的作者。那些年，《牡丹》发表的作品经常被多家选刊选载介绍。《牡丹》后来被评为省一级期刊，受到省新闻出版局的表彰，杂志社也被评为省文联系统先进集体，《中国新闻出版报》也撰文介绍。

　　二○○六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也不再兼任《牡丹》主编。

　　三十年来，我经历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风雨潮汐。当年对《洛神》、《牡丹》有许多关心和帮助的文坛前辈和老师们中，曹靖华、葛洛、李凖、杨子敏、王恩宇等诸位先生已先后作古，当年许多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过处女作的青年作者，现在有的也已鬓发苍苍。回首往事，感慨万端。在万千思绪中，我有两个清晰凸现的认知：一是有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学事业才有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可能；二是尽管世事沧桑，有风有雨，但文学永恒。年年岁岁，文学都会长出新的枝叶，开出新的花朵！【原标题：张文欣：我和一个城市的两本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