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夜以继日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中说:“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5.7万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9000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之外,也并没有其他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青丝)【原标题：文豪苏轼不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