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腰封上打着“短篇小说的教科书”、“短篇王刘庆邦的经典文集”。您自己怎么看这些评价？

　　刘庆邦：您看到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其实我今年已出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两部，分别是求真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的竹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麦子》。前者收录的是我近两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新作；后者是“中国短经典”丛书之一种。

　　因为出版短篇小说经济效益不好，一些出版社不愿出。我很感谢这三家出版社，他们可能冒着赔钱的风险。

　　关于“短篇王”的说法我一直在否认，一直在自我摘帽。可不管我走到哪里，人家还是愿意拿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戴，看来想摘掉帽子实属不易。

　　不管是写长篇，还是写短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无可厚非。问题是目前对长篇的追逐成了一种潮流，几乎形成了长篇崇拜。

　　出现这种状况，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如：市场不看好短篇；按字数计稿酬；短篇与影视不容易对接；有些文学奖不设短篇小说奖；短篇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上不去，等等。说白了，主要是利益在起作用。有人甚至提出了“扬长避短”，把长篇看成了“长”，把短篇看成了“短”，这就有些过了。

　　其实长篇和短篇各有千秋，谁都代替不了谁。长篇有“长”也有“短”，而短篇有“短”也有“长”。长篇因体积大，包皮厚，容易掺假使水，泥沙俱下。这是长篇的“短”。而短篇至少有这样几点“长处”：其一，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节奏均衡，不容杂芜和放纵，更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艺术的本质。其二，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现实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其三，短篇小说出手快，能够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以速度体现短篇小说的力量。其四，短篇小说还被称为礼貌性的文体，因为阅读起来无须占用读者多少时间。

　　读书报：在《想象的局限》里，您也谈到有时候的自我怀疑，担心力不能及，不能建成一个完整的或完美的小说世界。那么，您是如何完成短篇构想的？开始小说创作后，笔下的人物会完全按您的掌控吗？还是由人物自行决定其发展方向？

　　刘庆邦：短篇小说是小体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其小，就不需要虚构和想象。恰恰相反，短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的虚构性，极端的虚构性。它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构建小说中的故事，是在看似无文章可做的地方做文章。

　　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的小说，说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短篇小说的构想是在现实生活只取那么一点，我把它称为小说的种子。把种子在内心的土壤里孕育过，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过，用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至于对笔下人物的发展，是既掌控，又不掌控，掌控的是人物的文化心理和性格逻辑，不掌控的是人物自然生长的行为细节。应对笔下的人物有足够的尊重，是贴着人物写，不是牵着人物写。

　　食欲高于性欲

　　读书报：《到处都很干净》是一篇与饥饿和性都有关系的小说，却写得很干净。您的作品中有很多性描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刘庆邦：这是一篇记忆小说，也是一篇反讽小说，其思想内涵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在食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之后，性的能量和性的消费获得大幅度增长和大量释放，社会变得肮脏起来。但是，若像三年大饥荒那样，掐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白茫茫大地干净倒是干净了，但那种干净是多么可怕。

　　我要表达的想法是，人类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困境。性当然是美好的东西，它是生命的根基，是人性的根本属性之一，从来都是文学描写的对象。在这篇小说中，性只对食而言，表明没有了食，就没有了性，食对性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读书报：您将自己的小说风格分为两类——柔美和酷烈，怎么理解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

　　刘庆邦：这种分类是源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为出版考虑，他们把我的小说分为三类，除了酷烈小说和柔美小说，还有一类成长小说。我自己在写小说时，并没有明确的分类意识。只是在写煤矿题材时，比较贴近现实，显得严酷一些。而写农村题材时，出于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回望，寄托的是乡思和乡愁，描绘的多是民俗风情，显得柔美一些。风格对立说不上，只是作者写作心理的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