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自己在外采风的日子，刘庆邦用“轻松、惬意，又能开拓思路”来形容。去年他刚去了趟美国，回来后写了《地球婆》，入选2009（下半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但他又禁不住自责：参加的活动太多，浪费了时间，也丢失了安静。他说，想让一个作家写东西，就要让他安静下来，打个比方：一只母鸡，老是飞来飞去的肯定下不了蛋；要让鸡下蛋，就要让它“卧”下来。
　　
    他自己是一直这么“卧”着的：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他一般早上5点钟就起床，先写上两个小时，然后再到单位接着写。2007年写作《遍地月光》的时候，从春节开始，他哪儿都不去，整日“卧”在家里写作，半年写了30万字。
　　
    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要写2000字。“这样一个月6万字，半年就是一个长篇。”他说，写作就是一个积累和坚持的过程。
　　
    迄今为止，这位河南籍作家已经坚持写作30余年，出版作品200多部，其中许多作品被译为英、法、日、俄、德等外文在海外出版，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现在播送贫农社员刘庆邦的稿子”
　　
    刘庆邦是个慢性子，说起话来不疾不徐，北京腔里还夹着些河南调。来北京30多年了，但他说，河南老家对自己的影响不可磨灭。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刘庆邦出生在豫东大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在动荡的年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经历了当时所能经历的几乎所有大事儿：1957年反右，他的父亲因曾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当过下级军官而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两年后去世；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持续了三年的大饥荒，他被折磨得全身浮肿，头重脚轻。
　　
    这些记忆，他一直藏在心里，多年以后，成了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和《遍地月光》中的重要内容。
　　
    他是“老三届”，1967年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便回乡务农。那时候，他并没有感觉自己在写作方面有什么天赋。第一篇“作品”是在县广播站发表的，“当时流行写大批判稿，批判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我试着写了一篇投过去，居然被采用了。”
　　
    在此之前，县广播站从来没有关注过他所在的公社，公社里也从来没有人写过稿子。这篇大批判稿一下子让他成为公社里的名人，他被安排到公社宣传队，专职搞宣传。
　　
    他继续写大批判稿，写完就投到广播站。他的稿子采用率很高，“基本上写一篇就广播一篇”。那时候写稿子没有稿费，但能够经常从广播上听到“现在播送贫农社员刘庆邦的稿子”的声音，对他这个“黑五类”子女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政治荣誉了。
　　
    那时的他，向往高处却屡屡碰壁：入党是从来也不敢想的；去参军，身体很好，但一政审就不行，“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怎么能混进革命队伍呢！”
　　
    1970年，河南密县（现为新密市）煤矿招工，指标下到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名额。他在公社搞宣传，得到信息比较早。为了能到煤矿当工人，他买了两盒烟，一盒送给了大队支书，一盒送给了队长。招工政审不是很严格，他也就此穿上了工装，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原来自己还能写小说啊！”
　　
    到了煤矿，他先是被分到矿上的一个支架厂，“专门做水泥支架，打巷道用。”或许是因为之前搞过宣传，不久后他又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还是负责搞宣传。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每个人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还要接受“劳动教育”。那时的他血气方刚，主动要求到采煤队参加劳动，理由很“政治”：“你是在矿务局搞宣传的，就是要和矿工们打成一片，不下井哪能行啊！”
　　
    那是真正的劳动，“前后跑了三个矿，与矿工同吃同住，掘进、采煤都要干。”现在连他自己也纳闷：“当年怎么就那么有激情啊！”但他又从心底觉得必须感谢那段经历，“要是那个时候没下过井，现在写东西怎么会有体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