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晓文：请您简单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原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您觉得不同时期中原作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海燕：大概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有姚雪垠、苏金伞、于黑丁、何南丁、王大海、徐玉诺、李準、乔典运等，总体来说，不乏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但跟风比较明显。（2）新时期文学发端到整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发端，张一弓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率先冲破一些题材禁区，创作了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南丁的《旗》开创了反思文学的先河。此后，田中禾、李佩甫、张宇、郑彦英等以其描写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引起文坛对中原作家群体的关注。（3）90年代。乡土和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文学豫军”开始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田中禾的《匪首》、李佩甫的代表作《羊的门》以及相继出版的《城的灯》等，张宇的《晒太阳》等，郑彦英描写中国新兴的暴富阶层的系列长篇小说，杨东明的城市“性爱系列”长篇小说等，对河南小说创作的题材范围有了新的拓展。（4）进入21世纪之后。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作家成为河南文坛的中坚力量，同时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老中青三代作家皆有精品力作问世，其创作实绩日益为中国文坛所重视。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的青年作家有李洱、墨白、行者、邵丽、乔叶、傅爱毛、计文君、韩向阳、陈铁军、汪淏、南飞雁、杜立新、尉然、陈麦启、孙瑜等。

   不同时期的中原作家，都有关注现实的传统。

   郜晓文：文学始终离不开孕育它的社会和时代，您认为当前的中国，特别是像河南这样的内陆地区，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中原作家是否关注到这种变化？他们是如何书写这种现实的？

   刘海燕：这个问题，我只能是局部回答。看得见的最大变化恐怕是城市的迅猛扩张，城市化进程把农业时代的安宁、秩序和伦理碾碎了，过度消费与欲望膨胀腐蚀了外部环境和人心，瞬息万变、充满诱惑的网络化、全球化时代，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变得很难从整体上去把握。

   与文化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比起来，河南这样的内陆地区，代表着中国典型的现实，被官场话语和乡土命运裹得更紧，乡土命运的转型给河南带来的各种影响，程度更深，时间更持久，对于河南作家的影响也更深，因为相当一部分河南作家的根就扎在这现实和乡土里。

   正因为意识到了内陆省份的局限，河南作家的心态是积极的，开放的，他们努力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谦和地向外部学习，包括勤奋地读书，当然，也在作品中努力表达这变化着的一切。

   河南作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如李佩甫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小说，就写了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弱势的乡村被连根拔起的命运。墨白的《欲望三部曲》，以不断创新的文体，深刻表现这个时代的人性与欲望。近两年，傅爱毛的《嫁死》所写的困苦的底层人对于矿难的复杂态度，乔叶的非虚构小说《拆楼记》，写的河南乡村“非自愿性质”的拆迁，是中国大地上处处在拆的一个典型。邵丽的《刘万福案件》，在权势与民间的互动中，写出了彼此的心路历程、彼此的因果或利用关系，努力表达当今基层生活的真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