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放映的张艺谋的大片《英雄》，您看了吗？你觉得文学对于电影是不是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白桦：作为一个观众，我在１２月２２日晚看了电影《英雄》。的确，从电影《英雄》的制作来看，文学对于电影真的是越来越不重要了。大家都记得张艺谋以前执导的电影大多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即使不是改编，其创作动机也是来自某一文学作品。这一次不同，它不仅是一部与文学无关、而且是与文学相悖的作品。为什么有这一改变呢？可能是由于他越来越自信的缘故吧。这种自信包括他能越来越多地吸引拍摄资金，越来越懂得炒作的分量，越来越得心应手地驾驭电影的科技手段……等等。

    约在３０年前，法国新小说派兴起的时候，一批新小说家不仅写过许多与通常的文学相悖的作品，而且著名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带着他的新观念涉足了电影。他把本来应该有血有肉的人物抽象为符号，去图解某种概念，精心在形式的构造上下功夫，从而达到极致。十年前，我在巴黎曾经和罗布·格里耶先生有过一次长谈，那时，他已经早就回归到文学语言的探索之中了。对于自己过去的探索，只淡淡一笑。我以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的尝试都是有益的。

    各民族的神话、童话和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一大要素是：往活动在幻想中的符号身上尽可能地注入人性，而电影《英雄》却恰恰相反：把本来的历史人物抽象为符号。我在珠海一间爆满的影院里看此片，观众在整个看片过程中，有两次情不自禁的哄笑：一处是秦始皇说到他心有所悟的时候，一处是残剑最后回答飞雪诘问的时候。这两处正是编导者的主旨之所在。这两处的观众反映特别引起我的思索。我想，观众所以情不自禁地发笑是因为：一、观众不明白秦始皇的悟从何来？而且从情感上很难接受秦始皇式的“天下”与“和平”。二、残剑心中除了“天下”，果真还会有飞雪么？由于《英雄》中的人物都是符号，对于影片《英雄》中的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的品评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人应该为诗歌骄傲

    记者：您对当今诗歌的状况是怎么看的？

    白桦：一方面是诗歌爱好者渐渐在减少，另一方面缺少真挚动情的诗歌。就是说，供求双方都有问题。不信你可以翻开刊登诗歌的月刊，每一期都很难找到几行让你心动的诗句。那些重复的意象，重复的立意，重复的比兴……当然得不到诗歌爱好者的青睐！

    电影观众的减少是世界性的。诗歌其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不断有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证明。俄罗斯目前仍然有风靡全国的诗人，东欧、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也都有家喻户晓的诗人。因为那些诗人用本民族最美好的语言唱出人们很容易发生共鸣的歌。诗歌生命力的长短，决定于能不能在一个尽可能长的时间和尽可能大的空间里产生共鸣。有些诗人对自己同时代人的命运不感兴趣，不了解他们的心灵，却奢谈他们是在为未来的人写作。现在的人都记不住他们的诗，未来的人会读他们的诗吗？

    我最喜欢朗诵的唐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他只使用了最普通、最简炼的四句短短的汉语，在天地间，营造出一个充满悲怆的氛围，感染了我们一千多年。诗人追求的不就是这样的共鸣么！波德莱尔，好极了！艾科玛托娃，好极了！但我们读到的波德莱尔和艾科玛托娃都是他们的译本。诗歌从来都不可能有完美的译本，因为越是经典诗人，越是无法把他们的诗准确地从他们的母语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试想，谁能把《登幽州台》氛围、意境和内涵用任何一种外语准确地传达出来呢？然而有些年轻诗人偏偏不去继承自己民族的遗产，而去临摹一些西方赝品。临摹得很不像样，实在是难看。我在欧洲遇到过一些诗人，他们都说：“啊！千万别和中国人谈诗，他们身上有李白的血液。”我们没理由妄自菲薄。诗歌不应该消亡！尤其是在中国。叹息尚且还有回声，何况诗歌呢！

    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

    记者：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作家写作前是否要考虑市场？是否需要花些时间来研究、理解当今读者的阅读喜好？

    白桦：据我了解，不少作家都在写两种作品，一种是“为稻粱谋”的作品，一种是不写出来死不瞑目的作品。这很正常，在西方也有这样的作家。中国当今的作家们多数对于文化市场和读者群以及他们的喜爱都很有研究，这也是应该做的。

    记者：孙犁前辈曾对某些人自命先锋、鄙视前人的言行，发表观点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高峰，后来又不断地出现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在真正的作家当中，各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化特色有如山势，不存在谁比谁落后的问题。”对文坛中出现的以后人否前人，热炒新秀的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白桦：我以为孙犁先生的观点很对，的确“不存在谁比谁落后的问题”。艺术品的新与旧是怎样来衡量呢？四川三星堆的出土艺术品是三千年前的创作，旧吗？我看未必。但是，炒作没商量，金钱响叮(当加口旁)。既然是金钱的声音，就很难用语言来理论了。许多炒作的操纵者是不读书的，有些评论家也是不读书的，即使是读书的评论家，也可以作诛心之论而不面红耳赤。不过，这些对于孤独的文学守望者来说，其实都不重要。　

    白桦，原名陈佑华。１９３０年生于河南，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１９４７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１９５８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致使全部青春付诸东流。“文革”后中断多年的创作得以继续，但作品多有争议。１９８５年转业到上海。１９８８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明尼苏达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１９８６年以后应邀出访过美、法、德、日、澳等十几个国家。在创作上，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等，均有结集出版。 （章梅　李贺）【原标题：白桦:文学中应看到痛苦和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