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墓前石牌坊上，大书“仁德垂范”。

    引子

　　PREFACE

　　两个人各拿一把手枪，背靠背站立，然后各自向前走五十步，转过身，随着公证人一声口令，他们同时开枪，打死谁谁倒霉。

　　这是决斗。曾经在欧洲盛行。

　　中学时，我沉迷于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对这样的情节印象深刻。某种场合，某个贵族受了侮辱，拿起手套扔向对方，这意味着一次挑战。双方约好公证人、时间、地点、武器，一次决斗就发生了。

　　这是公平决斗。不论身份、地位，皆亲身相斗，不用打手，也不用“代驾”，绝不会偷袭和暗算。

　　规则被严格遵守，孱弱或卑劣者，将名声扫地、生不如死。

　　不仅个人决斗，战争也如此。骑士精神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恪守规则，视荣誉胜过生命，胜负重要，胜得光明正大更重要。

　　骑士们遵从的战争规则：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尤其要保护妇女儿童；不对毫无防备的骑士发动攻击——须等对方披挂整齐再进行战斗，俘虏了骑士待如上宾——陪同吃饭喝酒沐浴。

　　由于骑士精神的存在，那时欧洲战争的死亡人数一直较低。1644年马斯顿荒原之战，双方共死亡四千人，被视为英国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

　　摧毁这个传统的，是拿破仑。在横扫欧洲的过程中，拿破仑确立了作战核心目标：不择手段，消灭敌军有生力量。这种战争观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把屠杀演绎到极致。西方学者认为，直到伊拉克战争，人类才又回到了对战争进行自我约束的有限战争时代。

　　中国有没有过“骑士风度”？答案是肯定的，宋襄公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是在恪守一种既定的规则，一种“君子风度”。以宋襄公的失败为标志，战争礼仪被摧毁，战国时期，一场战争动辄死亡数十万人。

　　中国和欧洲对比，骑士风度的丧失，早了两千多年。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讨论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文章中，两次提到宋襄公。他认为中国的“男子汉”与西方贵族骑士不同，中国人崇尚忍耐和气量。宋襄公代表的贵族规则在嘲笑声中崩塌，“兵不厌诈”兴起之后，能忍耐、有谋略、擅长随机应变，成为中国男性英雄的特点。

　　在某些西方人的印象里，中国人有了一个特点：狡猾。客观地说，这不只是偏见。

　　“兵者诡道”与杀人盈野

泓水之战后，随着《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掠于饶野”等原则的广泛运用，春秋时期尊礼重信、“治兵以礼”的传统走向覆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大规模残酷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泓水之战后，在日趋残酷的战争背景中，中国诞生了一位举世公认的战略家——孙武。不止在军事领域，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他至今仍是广受推重的人。

　　《孙子兵法》主张“兵者诡道”，“兵以诈立，以利动。”“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成为取胜之道，为了胜利，可以“掠于饶野”，“堕其城，毁其国”，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

　　当所有将领都奉行这些原则的时候，战争就越来越残酷，破坏程度也越来越大，如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越残忍，人心越凉薄。

　　顾炎武曾比较春秋与战国之不同：“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治兵以礼”与君子风度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一次次放弃有利战机的奇特之举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恪守当时再度为人重视的周王朝的战争规则:“治兵以礼”，“正而不诈”，体现的是一种仁义精神、君子风度，只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

　　泓水之战，面对强大的楚军，宋襄公一次次放弃有利的作战时机，最终惨败。他为何要这么做？如果以成败论英雄，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怎么都难以理解。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次奇特的战争做出了很多阐释。

　　南京大学教授颜世安认为，自齐桓公创霸运动以后，中原诸侯国确实勃兴起礼仪道德的风潮。他推论，正是有这样的背景，性格主观偏执的宋襄公，才做出了那样奇特的选择。

　　阐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襄公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其实是在恪守一种由来已久、当时再度为人重视的战争规则。

　　周王朝建立后，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宗法制和土地国有制，周王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叫“建国”；诸侯把土地赐给卿、大夫，叫“立家”。

　　周王室强大的时候，诸侯不可能相互抢夺封地。战争多以显示力量, 或使对方屈服为目的。在此背景下，周王朝的军事思想是“治兵以礼”，奉行“仁义之兵”，强调用兵应该“正而不诈”，“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明其理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明其义也。此所谓文王之战也”。

　　虽然是战争，也强调仁义精神，不往死里打，严格限制战争的程度与范围，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君子不重伤, 不禽二毛”，都闪烁着仁义精神。

　　当时打仗与决斗很相似，双方约好地点、时间，列好阵势，击鼓作战。

　　春秋前期，礼崩乐坏，夷狄南北夹击中原，各国普遍缺乏安全感。齐桓公洞察此情，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做事极有君子风度，归还以前侵占周边各国的领土，率兵救燕存卫，因此获得诸侯拥戴，成为春秋第一霸。齐桓公的举动，引领“仁义之兵”的传统再度复兴。但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礼崩乐坏不可避免。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大地上，似乎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小国林立，相安无事，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推动实现大一统。

　　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用地理因素解释历史，认为是黄河、季风气候、400毫米降雨线等三大地理因素，导致自然灾害频仍、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中，小国无法生存，必然形成大一统的帝国。

　　从春秋前期开始，各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兼并日趋激烈，“治兵以礼”的传统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宋襄公恰好处在节点上，泓水之战的惨败，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