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笑柄的角色，他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表现出不合时宜的迂腐，历来被传为笑谈。尤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了一句“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之后，宋襄公的笑谈更是广为流传。然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宋襄公，当然觉得他迂腐得不可理喻，可是我们不能以今日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其实在宋襄公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迂腐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气质的体现。

    让我们先来看看宋襄公的生平事迹，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当时的贵族气质。

    宋襄公是春秋时宋国的国君，他的一生有这么几件大事：一是早年平定齐国的内乱，二是图谋称霸，第三点则是最著名的称霸失败，与楚国开战的故事。我们先看第一件大事。

    宋襄公即位八年之后，春秋时期的著名霸主齐桓公去世。齐桓公有六个儿子，都是庶出，地位平等，齐桓公生前怕六个儿子夺嫡自相残杀，早就做了准备，和管仲一起将公子昭托付给了宋襄公。话说齐桓公可是宋襄公的偶像，宋襄公做梦都想像齐桓公那样，称霸天下，匡扶周室。此时偶像有求于己，怎能拒绝？于是宋襄公愉快地接受了齐桓公的嘱托。齐桓公死后，果不其然发生了易牙之乱，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废掉了公子昭，另立公子无亏为国君，公子昭逃往宋国。于是宋襄公联合卫、曹、邾等几个小国，组成联军讨伐齐国，为公子昭讨说法。

    齐国此时称霸天下多年，齐桓公刚刚去世，国力依然强大得很，不是宋国和几个小国所能抗衡的。如果按照今人的观点来看，此时宋襄公为了帮助公子昭讨伐齐国，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算是宋襄公做的又一件蠢事。可是宋襄公自有他自己的逻辑：宋襄公早年受过齐桓公重托，不可失信于人，而公子昭本来也就是齐国堂堂正正的继承人，名正言顺。有这两条，宋襄公怎能袖手不理？守信重义，讲究地位身份，这正是贵族气质的充分体现。春秋时期，三代--尤其是周礼之中--遗留的贵族风气还很浓厚，宋襄公这么做，其实并没有人笑话他迂腐，反而暗暗挑大拇指，认为宋襄公敢于舍身匡扶正道。齐国的贵族们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感觉理亏，一方面也不清楚联军的实力，于是他们杀掉了公子无亏和竖刁，赶走了易牙，迎回了公子昭。宋襄公平定齐国内乱的事算是做成了。

    平定齐国内乱之后，宋襄公认为自己具备了处理国际争端的能力，下一步就是要会盟诸侯，称霸天下，匡扶周室。于是他先是按照自己的原则插手了几个小国的内政，随后向齐、楚两个大国和若干小国发出会盟的邀请。

    齐国实力强大，但刚刚受过宋襄公的恩惠，不好意思马上翻脸，只好答应会盟。而楚国则根本没把宋襄公放在眼里，楚成王接到会盟邀请，轻蔑地讥笑宋襄公不自量力，然而楚成王听从大臣的劝告，打算借会盟之机自己称霸，于是也答应会盟。

    正式会盟之前，宋襄公先找齐、楚两国国君单独会盟，其间宋襄公处处以盟主自居，还自作主张，拿出一份盟约，要求齐、楚两位国君签字。齐楚两国国君都很不高兴，但是齐国碍于面子，楚国又另有打算，最后倒是都签了字。

    到了会盟那一天，齐国国君干脆没来，只有楚国和其他几个小国来了。宋襄公一心以为自己是当然的盟主，哪知道楚国忽然提出，要想出一个办法，大家商定盟主。于是宋襄公要求各国以爵位论高低，决定盟主是谁，可是楚国根本不管那一套，埋伏的精兵杀出，竟将宋襄公捉走了。后来在齐国的调解之下，才将宋襄公放回。

    会盟的事情已经充分体现出宋襄公的迂腐，但是这种迂腐并不是毫无来由的，也是来源于宋襄公的贵族气质。首先称霸本身不是目的，匡扶周室才是宋襄公的根本目的。作为一名老式贵族，尊卑之分是最为重要的，辅佐天子安定天下，才是宋襄公的理想。而这也就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宋襄公会提出按爵位高低决定谁是盟主，这一今人看来可笑至极的提议也是宋襄公的贵族观念决定的。

    宋襄公被楚国放回去之后，咽不下这口气，对付不了楚国，就先对付支持楚国的郑国。一次趁郑国国君去拜会楚王，宋襄公出兵伐郑。楚国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出兵攻宋。宋襄公率军回国，宋楚两国会战于泓水。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了：开战前夜，公孙固劝宋襄公，说楚国的目的不过是要救郑国，现在目的也达到了，没理由非和咱打仗不可。咱们实力不如楚国，干脆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兵强马壮，但却缺乏仁义，他们的残暴之众，怎能和我们的仁义之师相比？说罢下令绣一面大旗，上书“仁义”二字，第二天要打着这面大旗迎战楚国，要用仁义去抵挡楚国的刀枪。第二天双方正式开战，楚军要渡河过来与宋军交战。此时公孙固再次献计，说楚军渡河时手忙脚乱，我们此时乘机杀过去，一定大获全胜。宋襄公却说，这样做太阴险了，算什么仁义之师？不听劝告。楚军渡河之后，又乱哄哄地列阵列了半天。公孙固说，他们列阵时没有准备，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宋襄公却又以仁义之师不做这种事为名，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楚军列阵完毕，冲杀过来，宋军实力不济，又没把握战机，一败涂地。宋襄公大腿上还中了一箭，伤势不轻，那面“仁义”的大旗也不知被丢到了哪里。然而宋襄公并不后悔，战后还说，仁义之师一定要以德服人，绝不乘人之危，君子不俘虏年老的敌人，也要善待俘虏。

    其实，宋襄公所说的仁义，在当时还是属于主流价值观。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战争要讲究一定的形式，就像现在的法庭要遵守一定的程序一样。如果违反了这种形式，也就违反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宋襄公不攻击渡河和列阵的楚军，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梦寐以求的是称霸，他的霸主地位要得到周天子和各诸侯的认同，就不能违反这种礼仪规矩。其实，宋襄公的敌人楚军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种战争礼仪规矩在当时的普及。当着敌人的面渡河、列阵时自呈虚弱，如果遭受攻击，将会是灭顶之灾，难道楚军不明白这一点吗？肯定是明白的。为什么明白还偏偏这么做呢？只能说明楚军心中相信，宋襄公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打过来。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宋襄公个人视仁义重于生命的这种性格的判断，恐怕更多的还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对待战争的礼仪规矩的判断。也就是说，做乘人之危的事，在当时的社会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公孙固给宋襄公出的主意，现在看来十分合理，可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就的的确确是馊主意。而这种礼仪规矩，说穿了仍然是贵族遗风。上古时候，参加战争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权利，因为只有“自己人”才有权利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氏族或者国家。所以对于贵族来说，参战是一种荣誉。既然是荣誉的事，就不能搞得太下作，太卑劣，所以种种阴谋诡计自然是不屑为之，反而处处体现战士的荣誉和尊严，这才有了种种的礼仪规矩。宋襄公正是按照这种规矩去看待泓水之战，才会有最后战败的结果。

    总而言之，宋襄公的确是一个迂腐的人，但他的这种迂腐并不是那么的可笑，反而显得有些可敬。在一个道德沦丧的年代里，宋襄公和孔子一样，都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像不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又像拿着长矛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道德、荣誉和尊严，愿意放弃世俗的成功，甚至自己的生命。这些即使不值得我们效仿，至少也值得我们尊敬。本文摘自《逆史》，作者：卷枕神州【原标题：宋襄公为何“迂腐”：当时主流价值鄙视乘人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