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园秘史》 贾兴安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比起《黄土青天》和《县长门》来，这部《庄园秘史》更像是信手拈来之作。这么说，丝毫也不意味着我看它容易，不以为得来不费工夫。套用兴安自己的话说，这叫“都不容易”。我一直关注兴安的创作，曾经写过四篇文章。借这个机会，回头梳理一下我的思路，我觉得对兴安的创作，也应该趁便加以全面梳理、总结，尽管我力有不逮。

早在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景物与一些人》读后，那时我说，兴安有自己的文学信念，只听命于自己，别的，爱谁谁。兴安尤其钟情“老家”，钟情“过去”，念念不忘童年的馈赠。记忆一旦被他唤起，就带到纸上，就漫步开来，让人觉着近乎“讲古”，却又见容于时代。我还说，他从容、兼容，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写，他觉得该写什么，就写起来，不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同自己较劲，也不同别人较劲。在他看来，生活永远是可爱的，同时又是永远存在问题的，这就是他写作的理由与背景。

至今我依然确信，以上两点，有助于理解兴安的为人为文。一个作家的生命性质，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隐入文字的背后，不管文字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他的个人禀赋、气质与经历，总会显现。

当年从《陋乡苍黄》到《黄土青天》我也一再鼓吹。在《陋乡苍黄》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后来被一并归置到国家社科项目——《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一书中，因而到了《黄土青天》研讨会上，我就偷懒儿了，抱着书在会上念：

小说直面现实，语言浓重而鲜活，富于思辩色彩，结构严谨有气度，通篇一气呵成，描写了崇高的奉献，尤其是主人公为民请命的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是最近几年来农村题材小说中不多见的。

作者着力笔墨的主人公成为小说的巨人式人物，是当下体制中的包青天。然而从作者的创作本意来讲，这是一种符合现实主义的角色选择，落后的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被改革完毕，所以一位清官就仍是当下一个务实的现实选择。

随后，省“五个一工程奖”评奖，有机会重读《黄土青天》，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写了这样一个授奖词： 

这是一部有血性的书，很好地继承了《红旗谱》的传统；这是一部写了许多问题的书，但不是问题小说，也不是官场小说，而是弘扬正气的主旋律作品；这是一部反映农村变革的教科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实农村，具有充分的批判和认识价值；它创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像王天生那样的当代英雄形象；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它或许不是我们眼熟的“现实主义”，确是本质上的现实主义，它不是重述现实，而是确立了一个现实。

到了《县长门》，我写了《命名的真实与现实的确立》一文，我说《县长门》与《黄土青天》从气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集中体现于再次创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依然涉及到一些问题和官场，依然不是问题小说或官场小说，而是确立了又一个现实。兴安坚定地保持了只听命于自己的创作姿态，他就是他，他开创，从不复制。不复制别人，也不复制自我。他的创作，与其内在精神结构呼应得相当好。

那么这次我想说，《庄园秘史》与《黄土青天》与《县长门》从气质上依然有一脉相承之处，集中体现于再次创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田家辉，确立了又一个现实：改写“地主”二字。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庄园秘史》对地主尤其是地主成长史的关注、研究。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

长篇小说读的是命运。我读《黄土青天》、《县长门》读出了“命运”，读《庄园秘史》，读出的还是“命运”。我知道《庄园秘史》是小说，是虚构，但我对它的真实背景深信不疑。

有人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历史变动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巅峰，惟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这一观点，被许多人认同，我倒觉得在读了《庄园秘史》之后，应该有“例外”的感觉。起码，兴安笔下的地主，有别于现当代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任何一个地主形象。

兴安有着神圣使命感有着充沛的生命意向有着难得的清醒，他所书写的乱世危局，一个地主与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条血泪之路对城乡的连接……一地三个政府三个县长……国共与土匪的混杂……足以显示其对事实证据的掌握程度、对事实的理解程度和他对历史介入的动机，在我看来至少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使我们对那段历史再次有了触目惊心的感觉，反思我们的视听、思想包括历史想像力的局限，坚定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程度和判断立场：这是命运的历史，而且并不仅仅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我想，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庄园秘史》独特品质的历史来源。

《庄园秘史》让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在文安大郭庄，在老支书郭建华的带领下，我们用了许多天，走过大郭庄的每一块土地。有一天我对郭老说：“你们村当年肯定出过大地主！”他很惊诧，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从这大片大片的肥沃的土地上看见的，我看见了历朝历代的财富尤其是土地的积聚，看见了智慧和血汗。郭老非常认同我的观点，尽管，他是当年的贫农团主席，从斗地主开始，他成为那个村庄的当家人。老支书说：“没有那些地主、富农，就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大郭庄，没有农业学大寨，就没有今天这么富裕的大郭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大郭庄村南的“康庄大道”上散步，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世上最长的是道路，路是走不完的，我是奔八十的人了，你们替大郭庄物色一个接班人吧。”后来我得知衡水作家李祝尧写长篇小说《世道》，让他去大郭庄采访，成就半部书。

《庄园秘史》还让我想起另外两件事，也与地主有关。

我的老家有过一个地主，姓吴，走四十里路不喝别人家的井水。据说他发家是十分偶然的，仅仅是有一年他家的椴麻卖了个好价钱。为了买地，他舍不得吃穿，长工吃干的，他喝稀的。最终，他还是被活活打死了。在斗争他时，说他富有的唯一实证是他有瓦房，还一条厚厚的棉裤，厚到往炕上那么一戳，可以立住不倒。那是他唯一的一条厚棉裤，为他的老寒腿准备的。吴家有五子，其中四个勤劳守业，抗战时都是英雄好汉，后来成了地主、富农，被批斗，家破人亡。另一个，吃喝嫖赌，片瓦不存，后来成为贫农，“文化大革命”中挨斗时他总是叫：“我可是地道的老贫农啊！”显得很委屈。

我在山西还结识一个老贫农，“文革”时曾登台诉苦。他说：“想当年老地主那个狠啊，让我们干活，他自己歇着，给我们吃小米干饭拌豆腐，他吃白面。哎，要说那会儿还能吃上小米干饭，现在连小米粥也喝不上了。”说着说着说跑了，他被赶下台，后来又被揪上台，跟着地主挨批。这些，在《庄园秘史》的“天上布满星”一章，更形象，更生动。

说起这些，是我觉得，《庄园秘史》的视角，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揭示出许多东西，笔，探到了土地深处，触及土地的记忆，可以唤起人类共同的记忆，尤其可以调动熟悉这段历史的中国人。纵观全书，田家辉、郭子义、二臭等诸多人物，是戳得住的，是形象的。它触及了生活和生存，回应了历史。透过文字，可以看到命运：农民的命运，土地的命运，甚至革命的命运。这就决定了这部书总体上的成就，是又一部命运之书。

我个人是一直喜欢这一类文学的，有生命的投入，有精神的苏醒，有自我的发现和觉悟。但凡好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路径上来的。文学的后面要有人，要戳得住，要有心，要摸的着，要有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摇动的价值向度。

我一上来就说，这部《庄园秘史》更像是信手拈来之作，其实我是要说，和《县长门》一样，正因为准备充分，才显得举重若轻。前几年兴安出过两部在我看来很重要的随笔集，一部是我前面提到的《都不容易》，一部是《村庄里的事物》。《都不容易》关涉兴安的胸襟气度、悲悯情怀。兴安的作品，对所有角色都是充满世俗同情的，正如曹雪芹对宝钗，对贾政，对刘姥姥，对老妈子，如惠特曼对黑奴，对妓女和逃兵。在《庄园秘史》中，世俗同情没有被世俗政治、道德所约束，使人物有了多重的乃至不可分重的性格，让蝎子沟那样一个原来冷酷无情、没有人味儿的地方，有了温暖，有了人味儿。而《村庄里的事物》中对移民与村落、民居、民谣、乡村老宅院、水井的关注，对于构建《庄园秘史》这样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非常有帮助，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灵魂容器。从挖黄豆、豆腐刀、打豆腐、腰带绳，到庄园的布局、砖雕、石刻、家具，在物质层面、在日常生活层面有着比较严密、精细的描写，大部分细节都经得住推敲，这在作品推进的过程中，大大提升了逻辑性、可信度和经验的真实性，使小说的精神和它的物质外壳融为一体，呈现出日子和事物的纹理。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关于细节处理，也有一点点瑕疵，将来再版的时候，建议兴安兄修订一下，一是有些东西要往细里抠一抠，再是在起承转合的“转”字上下功夫。有的硬伤，一定要改，举两个小例子：第4章36页，二臭说家里有山鸡蛋，是在1913年3月18日，那时节山鸡下蛋早了点，在燕山山鸡下蛋是在6月初，在太行山早半个月，在5月中旬；第11章106页，“向阳的坡面有一些果树，但都是野生的，村人谁摘了算谁的。”果树野生的少，除了核桃、栗子，苹果、梨、山楂、桃、杏、李子之类都需要嫁接，野生的不是果树，果木种子返祖，只可作为果树嫁接的父本。核桃、栗子可以直接种，要想提升品质，也需要嫁接。刘向东【原标题：又一部命运之书，这一次确立的现实是改写“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