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节，他们要结婚了。洞房就是农场里一间简陋的土坯房，这是一群热心的年轻人帮着在入冬前就已经泥好，而现在又重新收拾好的。双人床是两个单人床拼起来的，床上用品中的大部分都是新郞新娘以前各自的用品，只有床单是新买的。另外还有两个方凳子和一只从商店库房里买来当做衣柜的木货箱。

    为了让新房更暖和些，大家把火炉子烧得暖烘烘的。没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啦，只听“扑通”一声巨响，顶棚整个掉了下来。大家一时间没了主张，明明是一场大喜事却来了这一招，让人不知所措。还好，这次事故发生时没有伤到人。原因是房子里的温度一高就烤化了早已冻结实的屋顶房泥，导致了这些房泥连着顶棚大面积脱落。

    新房顿时一片狼籍，满屋子都是烂泥巴，房顶也变得黑洞洞的，只有火炉子还烧得红彤彤的。

    有人逗趣地说，“新郞新娘，这就是你们的新房！”

    新郞新娘相对一笑，“啊，这就是咱们的家！”

    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场领导，场领导二话不说，决定在场部招待所里给他们解决一间房子作为洞房。之后，赵天益和他的新娘子就在招待所里住有半年之久。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彩车，没有送亲的伴娘，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新郞新娘都是平常的装束。婚礼是在场部机关会议室举行的，十分简朴。在主婚人、证婚人分别讲话以后，大家便围坐一堂，喝着茶水，嗑着瓜子，吃着糖果，笑着闹着热闹了一阵子。直到大家闹够了，新郞新娘才被簇拥着入了洞房。

    婚后，他们的生活很快走入了平静，一切照常。郭文波还是照样在田野里驾驶着拖拉机跑着耕地，赵天益还是经常下连队。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新生活真的开始了，彼此之间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关爱和责任。

    有了自己的家，还要管一管更大的家。那时候，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老家开始出现严重的饥荒现象，赵天益的爷爷被病饿而死。为此，赵天益从老家把家里5口人（父母和3个妹妹）都接到了新疆来生活。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他们都有口饭吃，能活下去。这一大家子人就靠着赵天益与郭文波加起来一百二十几元的工资养活着。父亲来后去做临时工，母亲做家务，大妹妹和二妹妹到石河子棉纺厂当了工人，小妹妹年龄小只得去上学。

    赵天益的母亲很会料理家务，总是想着法子把饭菜做好，并让大家吃饱肚子。她把白萝卜切成条，再拌上麦麸，放上盐，就成一家人的“美味佳肴”。为了保证有饭吃，他们甚至还把甜菜渣当粮吃。

    1960年10月29日，赵天益的大女儿出生了。临盆前，夫人郭文波就去到离家有三四十千米的泉水地总场医院住下了。那时正是秋收季节，赵天益一天到晚都要下连队忙工作。等孩子出生半个来月，他才抽出时间骑自行车跑到医院里去看望她们母女二人。没想到，夫人郭文波反而还责怪丈夫，说他不好好蹲点忙工作，跑到医院里来干啥。他听后马上向夫人作了检讨，又仔细端详了自己的女儿后就飞快地骑自行车离开了医院。

    再后来，赵天益又把岳母一家从老家也接来新疆一起生活。
 
    受批判的“小孩子”

    1965年“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上级领导就把赵天益选调到农八师党委办公室，当上了师党委常委秘书。

    师领导班子里有十几位老同志，他们都是老红军、老八路，还有1949年“九二五”起义的。这些老领导的精神头都很大，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工作着，晚上党委会议能开到凌晨一两点钟。散会之后，他的工作又来了。一是要整理会议纪要，二是有可能要写有关第二天某位领导的讲话稿子，这些都是次日早上要交稿的。赵天益就得开夜车，加班一个晚上。有时候，他实在困得没有办法，就在办公室的木地板上铺上报纸睡上一小会儿，缓过神来还要接着干。像这样的事情，多得很，每次都很要紧，不得拖延。一般情况下，他都能按时完成任务，师领导同志都很认可他。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之时，赵天益负责编发简报。突然有一天，师宣传科一个姓田的同志写了一篇大约有1万多字揭露师党委搞“封、资、修”的文章，说他们宣传“才子佳人”,搞“帝王将相”，要求赵天益在第14期简报上发表。接到稿件后，他通读几遍后进行了压缩删改，因为当时的简报只能发表2000字以内的稿子。为了加工好这篇稿子他用了一天多时间，自认为是修改得比较好的稿件。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简报印发后的第三天就出问题了。早上起来一看，到处都是贴有“打倒赵天益”的大字报，说他是“好厉害的刀斧手”“旧师党委的走狗”“御用文人”“黑干将”，等等。并把原稿和简报都挂出来进行对比，说他胆子太大，敢篡改宣传科的东西。赵天益有口也说不清了，因为把1万多字的稿子通过他的手变成2000来字的文章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了。

    就这样，农八师“文革”第一炮在石河子打响了，并且还是从赵天益头上开的刀。开始时是在师小礼堂里批判赵天益，让他交待自己的罪行。批斗了几次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就说他是“三反”分子。赵天益辩解说，“我不反！”这些人一看他还嘴硬，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不愿意了，说你们凭什么打人，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让你们打人了？你们打人就是反党！眼看整治不了他，他们便决定不让他做党委秘书工作。

    这个时候，赵天益的夫人郭文波不知在那里得到了消息，便骑着自行车来看丈夫，问他是不是被批判了。而他却安慰她说没有被批判，让她赶快回去照顾老人和孩子。

    妻子走后，造反派们每次批斗农八师领导时，总要把赵天益弄出来陪斗。他们把被批判的人押着站在高高的台子上，驾飞机，戴高帽，挂牌子，前面是政委、师长、副政委、副师长，最后一个就是赵天益。大家对那些老领导们都不陌生，但有些人对后面跟着的那个“小孩子”就不知道是干啥的了，造反派说赵天益是旧师党委的大红人，一定要把他搞倒。

    在批判大会上人们还不断呼着口号：某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呼得久了，把口号也给呼错了。本来是“某某不投降，决没有好下场”的话，给呼成了“某某不投降，决没有下好场！”了。站在高台子上被批斗的赵天益听得一清二楚，任忍不住笑了一下。这可不得了啦，台下的人看得清楚，就立即上来了一帮人把他们一个个都痛打一顿，还真的是踏上一只脚。

    批斗之后，把这些走资派们拉到安集海值班连队里，由当时的现役部队看管进行劳动改造。规定他们每天要打800个土块，完不成任务不准睡觉。吃的是玉米面发糕，早上1块，中午2块，晚上1块。劳动之余还要参加学习和批判，稍微有一点问题又要受到额外的处罚。赵天益他们就是这样忍受着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