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我公开了我的这两点所谓体会之后，一直有些惶惶不安，担心继之而来的学理上的反驳与追问。因此更谈不上对于文艺理论界、评论界的“矫正”，还只能算是纯个人的体会。

　　关于“性情先于知识”。我相信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然情性，我所倾慕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大师们，一个个也都是具有真性情的人，都是些凭仗个人的天性与天赋在物理世界的天地间自由翱翔的人。在他们看来，所谓规律只是些在自然界某些特殊范围内才会生效的“处方”，“自然规律”的说法也不过是对于某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的一种颂扬或神化。物理学尚且如此，遑论文学。不少谈论跨学科的人都把专门的知识领域预设为可以跨越或不可以跨越的前提，认为你如果不具备另一门学科的充足的理论知识与严格的技能训练，你就不具备跨越的资格。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界面，但并非一堵冰冷坚硬的墙壁，而应是一片可以散步或漫游的谷地。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这片谷地，比起其他学科来总还是要更开阔些。

　　回顾我的文学跨界研究历程，我发现我的所谓跨越差不多总是在缺乏专业系统知识与专门技术训练的时刻启动的。最初到手的往往只是些斑驳的知识碎片，我就凭了自己“裸露的生命”与“神往的心”，玩味这些碎片并将其拼接组合，就像一个孩子玩积木游戏，玩得心神激荡。我自己感觉，这种类似格式塔心理活动的拼接过程有时会使我豁然开朗地进入另一境界。我自诩它为：“读杂书，开天眼”，天眼一开，界限全无；天眼一开，异径突现。所谓“开天眼”，那其实不过是心理学中说的“直觉”与“顿悟”，是人的自然天性，是人人都具备的普遍心理机能。问题出在，我们的这一天性被从小接受的概念形而上思维模式教育遮蔽了，只相信概念、逻辑，只相信专业知识，不肯相信自己的情感与直觉。

　　关于“观念重于方法”。文艺理论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学人，不少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方法热”中起步的，似乎是那些由西方引进的各色“研究方法”成就了这些评论家、理论家。现在想来，并不完全如此。刘再复先生当时就曾明确指出，方法热缘于思维空间的拓展，首先是对于某些思维定势的超越，对于诸多固有文化观念的突破，那也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精神蜕变”的开悟。这就是说，为“方法热”提供能量的还应是观念的变更。以我为例，20世纪80年代我以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豪情满怀，相信人类中心，相信人类的利益至高无上。30年过去，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消费迅速升级，自然生态系统濒临崩溃，我发现人类作为天地间的一个物种太自私、太过于珍爱自己，总是把自己无度的欲望建立在对自然的攻掠上，以及对于同类、同族中弱势群体的盘剥上，有时竟显得那么鲜廉寡耻！对照饱受创伤的自然万物，人类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显得那么可爱，反而有些可恨、可悲，其中也包括对我自己某些行为的懊恼。我突然明白，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犯下的是难以挽回的错误。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我不由自主地步入生态学的学科领域，试图运用生态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阐释文学现象、分析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要知道，20年前要想在国内书店找到一本生态学的书、30年前要想找一本心理学的书，全都一样困难。然而，我还是在知识准备、技能训练几乎一片空白的时候迈进了这个领域。因此，我敢说我的“跨学科”始于“转念间”，“转念”即“观念转变”，最初并不在于知识、方法、技能，而就在于那个“一念之差”。

　　一些饱学之士曾嘲笑我，说我的那点学问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并非没有道理。我知道自己的浅薄，但我们不能总是求告别人的脑袋，不管他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脑袋，还是尼采、德里达的脑袋，做学问最终恐怕还是只能依赖自己的脑袋吧。

　　刘海燕：您的学术研究中，始终有种建设性的改造现实的气息，和人类性的现代眼光，落到文字里就是思想的自由气息，这种气息使得您的学术，即便是研究古人陶渊明，也有种穿越时空的现代性情。思虑缜密而富有才情，观点前卫而表述诚恳。您的这一路数，对您的数代研究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您谈谈，作为一个学者型、思想型教授，在学术思想传承和教书育人方面的经验。

　　鲁枢元：你说的这些表扬的话，或许只是我所心仪的，我并没有做到。说到底，我还是一个教师。20世纪80年代我带过的一些研究生，不少人都在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常常以他(她)们为荣。但作为当前教育体制下的一个教师，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称职的。我教书尽管一如先前一样认真，学生们虽然喜欢听我的课，却又觉得我往往不按常规出牌，讲的东西不够规范，不谙时务，不切实用，使他们在应付种种考试、竞赛中常常成为落败者，以致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和生路，对此我不能不感到内疚。但尽管如此，我教过的绝大多数学生仍然以坦诚与挚爱待我，我把这看做我人生积累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说到“教书育人”，我发现我似乎持有一些“保守主义”的东西。比如带研究生，我还是倾心于传统的“师傅带徒弟”那种手工业生产方式，如两千多年前孔子“教书育人”的做法，看不惯现代社会的车间生产流水线。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论”，那就是后现代社会如果要想变得比现代社会更完善、更美好些，就一定要从前现代社会吸取更多的生存大智慧，而不能像现代性思潮对待以往时代那样，总是采取割裂、断绝的革命姿态。这也可以看做我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走向的一己之见。(刘海燕)【原标题：鲁枢元:文艺理论要关注时代精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