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追求的却是理性化、概念化、逻辑化、确定化、普遍化。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文艺学家的理论成了文学艺术家看不懂也不愿看的“学术成果”。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以培根、牛顿、笛卡儿、黑格尔为标志的时代的理论走向，也是后来的卢梭、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那些量子物理学家们试图加以扭转的那个时代的理论走向。

　　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艺学界把文艺学学科的衰落归结为文艺学家患上了广为流行的“失语症”，我想，我们最初失去的恐怕并不是语言，在失去语言之前，也许我们已经失去了时代、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生活的自信和学术的自信，失去了提出问题的心理机制，失去了对世界感悟与整合的能力。

　　法国当代学者埃德加・莫兰(Edger Morin)说：“科学不能科学地思考它本身，不能确定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他认为，对于科学是什么的解释，应当在由“物理学、生物学、人类―社会学”三大学科领域相互沟通、连接组成的一条学术“环路”上进行。其实，在文艺学研究领域，同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环路”。这条“环路”就是由“作家、艺术家”、“自然与社会”、“作品、文本”、“接受者”四个支点组成的一条“环形跑道”。多年来，众多的文艺学家们就在这条环形跑道上奔走着：从最初的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艺术是作家心灵的外射，到后来的文学艺术是叙述方式、文本结构、符号系统，文学艺术是对于文本的接受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先后推出过“社会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批评”、“符号批评”、“接受批评”等等，从不外乎这同一“环道”上的角逐。这场角逐至今仍然没有“尘埃落定”，甚至仍然没有分出胜负，这种无休无止的“角逐”，可能正是学术探讨的常态。

　　文艺学研究的过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过程，又必然是通过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天然的言语技艺”展示出来的。学科建设进入这般境界，真的已经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已经近乎“诗”，那是一种“人与世界的相互交融生发的意境”。文艺学研究如果走入了这一境界，那么，作为理论活动的文艺学与作为创造活动的文学艺术，就取得了精神上的一致性，它们不再是“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全都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不断生发、拓展的生命活动过程。

　　我认定这才是跨学科研究的真义之所在，30年来朝着这一方向实施，其结果就是你说的那三卷书。虽然我做的很谫陋，很粗糙，但我已经竭尽我的能力了。

　　对当下文艺理论学科的认识

　　刘海燕：在当前高等教育的科学管理体制下，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理学术独立与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

　　鲁枢元：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具备指导别人的资格，只能谈谈自己走过的道路。我进入“跨界研究”的领域其实是很偶然的，进入的路径也很不“专业”。从起步到如今，我经历了一个从懵懂跨入、努力实践、全面认同到反躬自问、再度反思、犹疑彷徨的过程。

　　人们习惯于把学科建设比作构筑一座学术殿堂。我不太喜欢这种刚性的比喻，我还是愿意将文艺学比作一棵树，我曾有些沾沾自喜地宣称：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的三次跨界研究，就像从我的这棵生命之树上(也许只是棵小草)自然生发的三根枝条，蕴含着我自己生命的汁液。这样的文学研究已不仅是教学、科研的知识空间，它同时也是一个人“实际生存状态”和“天然言语技艺”的展示过程。当我在多种学科中徜徉、游弋时，虽然不乏困顿、焦虑，倒也常常能够体验到一种近乎“飞天”似的升腾与坠落的欢愉。

　　但我并不总是这样超脱，我还是难以完全清除掉自己的“教书匠”习气。那就是对于“学科”的无端执著。我曾经痴迷于“学科创建”，矢志于“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言语学”的学科建设……还煞费苦心地提出种种学科筹建的路径。这种对于“学科”的崇拜心理，在当下高等教育的科学管理体制下终于渐渐破灭了。学科的制定总是与明确性、既定性、规范性以及程序化、模式化、数字化捆绑在一起，教育部历年搞评估，不但要检查每门学科的教学大纲，还要检查每个教师的教学提纲，教学进度、教案教法、作业试卷等等，年年月月报不完的数字、填不满的表格。一门门学科成了一个个“笼子”，木笼、铁笼，不见形迹的“电子牢笼”。 “笼子”精工细作，且由专职人员严加看管。1600年前的陶渊明就说过“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现代人“久在樊笼里”，却反而表现出对“樊笼”过度的依赖与兴奋，这又何苦呢？

　　我很佩服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独立个性，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做标准的专门家，要永远做一个不失关切与热爱的“业余者”。还有伟大的启蒙者卢梭，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学科分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拒绝人们对他进行严格的定位，明确地提醒世人：“你们要经常记住，同你们讲话的人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哲学家；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是真理的朋友，既不抱什么成见，也不信什么主义”。卢梭的学术道路是对于“学科前”的回归，他所钟爱的是学科“原生态”，这样的学术反而更富生命力。学科的跨界研究，不能只是某些知识领域、理论范式的交叉融合，也不单是为了催促更多学科的生成，那同时也是对某些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跨越，对某些权力话语方式的跨越。当然，首先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治学心态、写作模式的跨越。学科跨界不是改建一个更大一些的“笼子”，而是要打开一片广阔的未知天地。

　　刘海燕：在“文学的跨界研究”中，您谈到两点体会或两点主张：一是性情先于知识，二是观念重于方法，您还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主观因素。这对当今的文艺理论界、评论界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