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后现代社会如果要想变得比现代社会更完善、更美好些，就一定要从前现代社会吸取更多的生存大智慧，而不能像现代性思潮对待以往时代那样，总是采取割裂、断绝的革命姿态。他说，这也可以看做我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走向的一己之见。

　　跨界研究的意义

　　刘海燕：20世纪80年代初，您立足于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并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出版了专著《文艺心理阐释》《创作心理研究》，主编了《文学心理学教程》《文艺心理学大辞典》、“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等，形成文学盛世的重要脉流。后来，您在《文艺报》(1986)发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和争鸣。您步入这个研究领域的初衷是什么？“向内转”的讨论对当时的文学界和您本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鲁枢元：现在看来，文艺心理学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重建，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是完全一致的。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心灵学，文学再度回归人的主体，文学的审美风范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你提到《文艺报》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也可以说是我对这一文学时代浪潮的个人的回应。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怎么跨入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并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建，至今仍然说不清楚。我虽然曾在大学念过书，但是并没有学过“心理学”这门课程。大约1974年前后，我从“文革”中被查封的禁书中“窃取”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S。吴伟士(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心理学启蒙读物。1978年中国文坛解冻，我赶上了这段好时光，更有幸得到一些学界前辈如钱谷融、王元化、蒋孔阳先生的及时点拨，风生云起，风云际会，就这样我在文艺心理学的风口浪尖上折腾了许多年。

　　当时国内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多以苏联的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为蓝本，大约正是由于吴伟士的那本书，使我一开始便把目光投向西方心理学史，对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日内瓦学派、“维列鲁”学派逐一进行了虽然粗疏却兴致盎然的扫描，后来结集成《文艺心理阐释》一书。我的用意倒也单纯，就是试图直接从积淀深厚的西方心理学资源中探测、寻觅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知识与理论，让文艺理论与心理学理论在我的视野内发生碰撞，这种撞击如果能够生发出些什么新的东西来，那可能就是我的发现。

　　至于初衷，直接的可以说是好奇心。我承认我不能像许多批评家那样冷峻与超脱，我对于杰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始终怀有神秘感，怀有敬畏之心，认定他们是天地间的精灵，几乎是不可言说的。最初，我致力于创作心理研究就是出于这种好奇心，即所谓试图打开文学艺术创作的“黑箱子”。如果虑及研究者的天性，我可能属于“内倾感觉”的人格类型，加之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太重，总相信“重内轻外”、“被褐怀玉”、“重于外者而内拙”之类古训。所以，我在评价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走向时选择了“向内转”的说法，该是出于我自己真实的心灵体验。当然，这篇文章也在相当一部分作家、评论家那里引起共鸣，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长期以来文艺理论过度外倾的偏颇。《文艺报》为此组织了一年多的论争，使我自己对文艺学中“内”“外”的关系也获得了较全面的认识。

　　刘海燕：1990年，您的《超越语言》一书出版，当时在文艺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强烈争议，推动了国内创作界、理论界对文学语言转向的关注。当时结构主义盛行，各种科学手段被移植到文艺批评中来，批评家们热衷于用符号学、叙事学等来阐释文本，裹挟各种意义。您的“语言转向”逆向而行，这种学术信心和立场的根基在哪里？

　　鲁枢元：有人说，《超越语言》至今仍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自己觉得，从书写风格上它的确拥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从学术规范上，它又是青涩稚嫩、漏洞百出的。现在看来，有点“无知无畏”，“不知山有虎，敢在虎山行”的唐突与懵懂。

　　事发原因或许竟出自“防守自卫”的心理。20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的风向突然开始转变，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向“主体论”、“心灵论”的文学理论展开猛烈攻势，直指我从事文学心理学研究的立足之地，对此我很难保持冷静镇定的态度，便仓促上阵，把矛头指向结构主义营盘的纵深――结构主义语言学。该书出版之际，那场漫卷中国知识界的风潮尚未完全平息，却还是获得一些诗人、作家的激赏与赞扬，随即便又遭到几乎所有看过此书的语言学家的痛斥与批驳。之所以形成如此冷热相激、褒贬悬殊的局面，我想，除了我自己惹出的麻烦外，深层里面恐怕还是文学与语言学这对亲兄弟之间旷日持久的隔阂与偏见、猜忌与怨怼。

　　新世纪之初，复旦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宗廷虎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一书出版，其中设置专节对这场公案作出如此评价：“语言学界的人士读鲁枢元的《超越语言》，大都有云遮雾罩、扑朔迷离的感觉。其概念使用的模糊化、语言表述的文学化，尤其是研究方法的‘非科学化’乃至‘反科学化’，往往让人摸不着边际。”“鲁氏以文学评论起家，缺乏语言学的严格训练，但同时也少了些语言学研究中的清规戒律”，“鲁枢元不是修辞学家，也没有十分自觉地去研究文学修辞。然而，他对文学语言从‘未移为辞’到‘已移为辞’整个过程的悉心探讨，他对文学优化表达做出的满怀深情的阐释，却正是修辞学家要做的事情。”这些话充分体现了语言学家对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友善、爱惜、理解、宽容的态度，我更愿意把这看做语言学与文学的和解、沟通与相互体认。

　　对于现代人类而言，语言无疑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尽管如此，我相信也还存在着化外之地。语言与言语，语言与文学，语言与个体生命，语言与诗人、作家的独特心灵之间仍然存在着幽微莫测的空隙。立足于文学的经验，我相信“私人话语”的存在与价值，而不能接受笼统否定“私语言”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