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谢康乐集》题辞)
        
    张溥看到了谢灵运以门第自高，看不起新朝天子，这就接触到了事情的实质。谢灵运的门第观念是强烈的，试看这种口气：“于穆冠族，肇自有姜。峻极诞灵，伊源降祥。贻厥不已，历代流光”(《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述祖德》诗序)，就可以知道张溥言之有据。然而问题又接踵而来，同样是高门冠冕，王氏家族的一些知名人士又何以能“低头执版”而毫无扦格呢?除了王、谢两家在东晋中叶以后权势的部分转移以外，还有一条理由不容忽视。

    东晋的高门华胄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已如上述，但充其量不过是勾结利用，在内心则对武人极端鄙视：

    ( 王)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意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晋书•王述传》)
       
     (谢奕)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座，岸帻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我方外狂司马。”奕每饮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日：“汝为元帅，宜数唤众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众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诸君皆是劲卒。”
       
    曾祖父谢奕，对“夙标令誉”、“勋绩冠时”的桓温，尚且视之如无物，谢灵运面对祖父谢玄亲手创建的北府兵中的“劲卒”、“老兵”，又将作何感想?门下的家兵卫士居然要做皇帝，自己行将俯首称臣，这种心理上的损伤较之其他高门甚至本家族其他支派的成员，无疑都要难于承受。义熙十二年，他奉使到彭城，对刘裕北伐姚泓表示慰问，并作有《撰征赋》。10按照赋题，应当是一篇对刘裕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偏偏只有很少一部分写到刘裕的功业，比之为周公，内容的绝大部分是在怀古，赞美羊祜、谢安，感叹项羽、韩信，斥责吕布、王敦，如果说这种奇特的文不对题没有言外之意，那是不可理解的。
        
    自然，谢灵运对刘宋王朝的不合作乃至抵制，出于顽强的门阀意识而不肯向“老兵”屈心降志是复杂的精神状态中最深层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裕和刘义隆并不可能真正信任这个反对过他们的门阀世族中的名士文豪，在表面的优礼下掩藏着深刻疑忌。瞧不起和不信任汇成了谢灵运悲剧命运的矛盾焦点。矛盾的发展一度有所缓和，那就是和庐陵王义真情款异常的一段短时间。到徐羡之和傅亮的阴谋得遂，谢灵运外放永嘉，义真被杀，这一矛盾乃迅速激化，把谢灵运推上了不容转身的绝路。

    需要解释的是被指为叛逆证据的四句诗和那一首临终诗：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址，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龚胜无遗生，李业有穷尽。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纲纲冲风茵。邂逅竟无时，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惟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
       
    两首诗都见于《宋书》本传(后一首最后四名未录，据本集)，但前一首的可靠性却大可怀疑。第一，它和谢灵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不相符合，甚至和整个南朝时代的思想潮流不相符合，理由已如上述。以秦比刘宋，拟于不伦，先不必说，“忠义”云云，更和他的热衷如风马牛。谢灵运在作品中几次提到鲁仲连，“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缫”(《述祖德》)，“鲁连轻齐组”(《游赤石进帆海》)，“鲁连谢千金”(《入东道路诗》)，都是就“功成不居”这一角度着眼的，和鲁仲连声称秦国如果一统天下就要“蹈东海而死”这层意思毫不相干，这首诗忽然从鲁仲连的“忠义”生发，也令人感到突兀。第二，想把谋叛的罪名加于谢灵运，前后共三次，即前此的孟顗诬告、后屯的广州弃市和这一次在临川内史任上的被收。所谓谋叛，历来就没有人相信。本传载谢灵运在临川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云云，在感到自己被推上绝路，惊惶愤慨而丧失理智，采取螳臂挡车的措施抓了郑望生，这是可能的：但要兴兵叛逆，赋诗言志，则毫无现实的可能。12这首风格浅露的诗，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当事者制造的伪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认为关于范哗谋反之说，是由于“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倾陷，《宋书》全据当日锻炼之词书之”，关于谢灵运谋反的记载，也不妨作如是观。第三，这首诗流传很广，在谢灵运死后一百年，北魏孝静帝不堪高澄的欺凌，曾经咏过这首诗(见《魏书•孝静纪》)。这也未必不是当时为了坐实谋逆罪、平息舆论而故意扩大的影响。
       
    退一步说，即使上面的推测不能成立，四句诗确实出于谢灵运之手，也并不能就此证明他的反对新朝是由于眷恋故国。因为如果“耻事二姓”，就无法解释他和庐陵王义真的那一段关系，也无法解释他在入宋以后用世的热衷。后一首《临终诗》一开头所举出的龚胜、李业、嵇绍、霍原，都丧生于政治动乱之中。谢灵运的用意并不重在表彰“忠义”而在感伤身世，自然也就斥责了致龚胜等人于死地的王莽、公孙述、成都王颖和王浚这些“乱臣贼子”。以古喻今，谢灵运所真正悲哀和激愤的不在于新朝代替了前朝，而在于新朝对他的迫害。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谢灵运的《临终诗》，和谢世基、谢晦被杀以前的连句一样，放在他们各自的生活和思想中，都是可以合拍的。所谓子房、鲁连，即使真是谢灵运的诗，充其量也不过是故作豪言壮语，为自己的一生找一点装饰而已。

    三、狂傲和热衷

    自负门第而瞧不起北府兵中的“老兵”，这是谢灵运不甘心于“低头执版”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的理解仅止于此，那就流于一般，而且也无法解释某些重要的事实。

     狂傲和热衷是谢灵运性格中两个鲜明的特征。
       
   《南史》本传评论谢灵运说：“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狂不已，自取覆亡。”史臣的所谓“猖狂”，和王勃《滕王阁序》“阮籍猖狂”的用法相同，意即桀骜不驯，肆意任性。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南北朝时，狂傲之甚者无过谢灵运与王僧达。”(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989页)这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所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