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国古代最卓越的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代表应属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首先他的思想兼容并蓄，不专信什么主义、思想、理论。他自己就明确表示：“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其实是一句不受任何教条约束的幽默表示。他的朋友颜延之说他“学非称师”，也是一句对陶渊明思想特点很好的注脚。朱晦庵(朱熹)说：“靖节见趣多是老子”，“旨出于老庄”。真西山(即南宋学者真德秀)却认为出之儒家经术，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陈寅恪先生则说：“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朱光潜先生在承认陈寅恪先生的论述“极有见地”外，又指出“把渊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的哲学或宗教思想，不仅曲解了渊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我不想在这个古今聚讼的问题上做什么翻案文章，我只想强调陶公的思想特点具备当今西方世界流行的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专断，不偏激，兼容并蓄，不让什么主义理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路。我更佩服的是他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能活得如此超脱，如此潇洒！
　　
    其次，陶渊明自食其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生态度确实叫人感佩。他是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的乱世之中，他穷得“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生计逼得他种田维生、甚至乞食，而不是像李公麟诸画师笔下那个葛巾道袍，坐在一棵松树下，对着无弦琴悠闲自得的“陶渊明”。但是他在这种辛酸苦闷和饮经忧患的境况下能够“心为物宰”，保持冲澹、调和静穆的心境，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像他的朋友周续之、颜延之那样转到刘宋朝廷去谋个一官半职图富贵，实属难得。大家知道，这种机遇他并不少。如他曾经补过彭泽令，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而解印绶归田；刘裕也曾有诏征他做著作郎而不就。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认为人生理想的境界在“和寻常市民一样过生活，和半神人一样用心思”，陶渊明算是老早就实行了。
　　
    我们温州人经常把曾经当过永嘉太守的谢灵运引为自己的光荣，好像他是自己祖上的什么人似的，其实这里头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情结值得怀疑。谢灵运祖上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后随祖父谢玄移籍会稽(今绍兴)，晋时袭封康乐公，故称谢康乐，入宋后，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他的名位势利念头很重，以晋室世家大臣改节仕宋，弄到后来被戮辱结束一生。从他籍贯经历上考核，与其说他跟温州的瓜葛多，不如说他与会稽的因缘更密切些。其实，诚如钱钟书先生所云：“中国的山水游记自东晋恶始蔚为大观，文人因郁郁不得志而寄情山水……”(《管锥编》)他投靠刘裕入宋后，到永嘉来当太守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流放，他寄情山水是一种逃避政治视线的手段，所以，他在任内政绩平平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表现好，反遭上头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对温州的贡献，应该说仅限于他的诗而使温州的山水扬名天下。这当然是功不可没，至少我们还欠他一笔广告费。现在给他立碑树像也不为过。
　　
    最有趣的，上述两公在诗史上以陶谢并称，他们又都是同时代的人，而且谢还在江西住了不少时候，两人相住很近，但两人简直不通声气。这不能以文人相轻来论，应该说是“道不同，不与相谋”使然吧。谢灵运当时的声名远比陶大，但在当时的士大夫圈中，莲社高僧慧远就瞧不起显达的谢灵运(谢也是莲社要角)，而对陶则格外看重，结社时把陶当特邀代表，还居然为他破戒置酒。慧远高僧确有慧眼，论人不能任他在世时的名声显微而定，中国后世历代学人对陶公的评价远远超过谢太守，这说明历史的公正。国外也是如此，凡高是死后才出名的，王尔德、波特莱尔生前都很穷困潦倒，但他们的艺术都是不朽的，声望也如日中天。而那些显赫一时的人物，曾几何时，怎样都销声匿迹或多名声狼藉了呢？历史、时间老人，你是不是太无情了一点？！【原标题：陶渊明与谢灵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