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到的作用也不能相提并论。
谢混是谢氏家族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在政界和文坛上都负有重望。有理由认为，谢灵运参加刘毅幕府而且追随不渝，应当是出于谢混的安排。然而谢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谢混的政治态度。谢灵运的从弟谢晦就是刘裕集团的核心人物，谢混的从兄谢澹以“方外士”的眼光，也看出了谢混的做法潜伏着危机，《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载：初，澹从弟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每谓弟璞、从子瞻日：“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祸。
       
    谢氏家庭内部对二刘之间的不一致，反映了家族内部对政治力量的不同估计和对王朝鼎革的不同态度。自然，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之中，成员之间的不一致并不足怪，然而相对于王氏家族的基本一致来说，这种微妙的差别是值得玩味的。
       
    魏晋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门阀专政的社会，寒门素族要进入统治集团，行伍军功是惟一的途径。这条途径艰苦而又危险，为习于逸乐的世族子弟所不屑一顾。由行伍而重将帅甚至帝王，这就在门阀之外另树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终东晋、南朝之世，多次重大的政治动荡都是由于门阀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形成的。正是由此，政治家谢安意识到武装力量对中央政权和本家族的重要，才让谢玄组建了北府兵。谢安的时代谢氏一门赫奕，谢奕、谢万、谢琰、谢玄、谢石，都曾先后手握重兵。《晋书•谢安传论》说：“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康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相形之下，王氏就显得逊色，所以谢混、谢灵运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要比王氏积极。反之，东晋后期，谢氏的军权虽然已被北府军的将帅所取代，但影响并不能低估。刘裕代晋自立，谢氏的重要人物能不能拥护捧场，其间关系举足轻重。所以，刘裕父子对谢门子弟的基本方针是优容争取，这一手行之无效，就继之以另一手即置之死地。在下面讨论谢灵运政治态度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看到这种方针的具体运用。

    二、“倔强新朝”

    谢灵运的一生始终和政治风浪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纠缠不是被迫卷入而是自动投入。他在政治上发轫之始，就站到了刘裕的对立面，这一错误的选择是谢灵运后半生悲剧命运的重要契机。

   《宋书》本传记：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爱知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邓，不就。为琅玡王大司马行参军。……抚军将军刘毅镇始孰，   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
       
    散骑侍郎品级不高，却属于清贵之官，所谓黄、散之职，“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不是甲族子弟，极难染指。谢灵运辞散骑侍郎不就，却愿意就任刘毅的幕僚，原因当不外乎两条。其一，本传这一段记载未书年月，但大体上可以推定。谢灵运袭爵在元兴元年，当时桓玄兴兵叛晋，人建康，辞官不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当时高门子弟多入武人幕府，这反映了门阀和军阀的矛盾中互相依赖的一面。记室参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有机会经常对主帅施加影响。谢灵运是谢混最赏识的侄子，在支持刘毅问题上叔侄之间的一致，也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
        
    刘毅、谢混失败被杀，对谢氏家庭，特别谢灵运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形格势禁，他最终只能跻身于刘氏朝臣的行列里，然而他又对刘裕父子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
        
    刘裕起自下层，有很深的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十分理解和门阀世族之间的关系处理是否妥当，将有关于事业的成败。他在诛杀谢混、稳定了政治形势以后，立即转过来对谢家表示优容宽大，不但没有株连一人，而且改授谢灵运为太尉参军；宋文帝即位，杀了有拥戴之功的徐羡之、傅亮和智囊谢晦，又立即征召被徐、傅排挤的谢灵运入都，授为秘书监。刘裕父子这种一打一拉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姿态，目标也不仅止于谢灵运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谢氏家族。
       
    按常理而论，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在政治上反对过他们的人如此优容，谢灵运即使不能感激涕零，肝脑涂地，至少也应该和光韬晦，维持表面上的融洽。但是谢灵运没有做到，或者说根本不肯这样做，原因又是什么呢?
       
    历来的一种解释是谢灵运忠于晋室，所以和刘宋王朝格格不入。这是迂腐的见解，硬把南宋以后的忠君观念套到南朝人身上。当时人就不是那么看的。《南齐书•褚渊传论》：

    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贵宠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颜氏家训•文章》：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
       
    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衡诸事实，萧子显、颜之推的议论都是深知内情的个中人语。魏晋南北朝的封建社会形态不同于隋唐以后，门阀统治是政权的基础和支柱，王朝更替迭代，而门第依然如故，人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社会声誉更多地来自家族而非来自朝廷。同时，魏晋以来儒学统治受到冲击，也使忠君这一伦理观念不仅变得淡漠，而且发生动摇。在魏晋之际，君父先后成为辨析名教的一个论题，到晋代，孝的分量就超过了忠，而所谓君父、忠孝，当然就是王朝和家庭的代指。高门世族对改朝换代，往往只以家族甚至家庭的利益为依据来考虑自己的立场。上面所说王、谢两家对刘裕代晋所持态度的差别，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宋书•徐广传》载：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哀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日：“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日：“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
       
    追念旧朝而唏嘘哀恸，在上层集团中已经很不习惯了，否则谢晦就不会有这样的质问；徐广的回答，辞令堂皇而委婉，但细一推究，他用来作解释的并不是“忠君”的大原则，而是他和谢晦有利害的不同。再后，到萧衍代齐，颜见远不食而死。萧衍听到，诧异说：“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文学•颜协传》)这就说得更露骨，改朝换代，士大夫仍然是士大夫，用不着搭上性命来维护什么道德教条。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伦理观念之中，认为谢灵运忠于晋室、对抗刘氏，因而最终被杀，显然是悖于情理的，而以谢灵运的行动和作品来作论据，也完全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比较合理的评论是张溥的话：
       
    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如下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