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伤屈原”(《楚辞章句》)。提到周公和屈原，表面上似乎忧谗畏讥，实则是从字里行间透出了不安分。
        
    庐陵王义真在政治上一度给谢灵运以腾达的憧憬，谢灵运对此终身不忘。永初三年，离京赴永嘉太守任，在两首诗里都叙述了当时心情：“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之郡初发都》)，“解缆及潮流，怀旧不能发”(《邻里相送至方山》)，许多评注家都以为是指义真。所谓“赏心”，意指感情上的沟通、契合，《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的“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是一般的泛指，这里的赏心，则专指和义真、颜延之的关系。在到永嘉以后所写的山水诗中，又两次提到“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也是专指义真。诗人谢灵运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狂傲中混杂着真挚，邀竞中又产生了对义真的理解，一再流露于诗中的感情，不仅是感恩知己而是兼有失意的同情和共鸣。他被宋文帝征召入京，宋文帝问他“自南行来，何所制作”，他回答说：“《过庐陵王墓下作》一首。”(《文选》卷三十二《过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这一极不得体的回答无异于当面挑衅，是强烈的感情爆发，也是鲜明的性格体现，同时又表明了谢灵运热衷于政治而缺乏政治家的起码素质，否则就不可能这样完全失去克制。
       
    诗人和政治家是两回事，能够做到“二难并”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文学史家可以称赞李白忧国忧民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雄心，然而诗人李白真要当上宰相，十之八九会把事情弄糟，至少我相信如此。谢灵运和李白，在气质上颇有共同的地方，不过由于时代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而表现不同而已。傲视一切而偏偏要投身政治，李白遭际明时，还落一个流夜郎的下场，谢灵运的结局，即便没有王弘、孟凯和其他什么人的落井下石，也早已洞若观火的了。
       
     四、燥热的化解剂——玄言、佛理
       
     谢灵运的世界观，带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印记。
       
     清谈玄理是两晋士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元以后，谢氏家族以其政治上的地位而隐然在清谈界执麈尾，谢安、谢玄都是颇负盛名的清谈家。到谢灵运兄弟一辈，由于《世说新语》没有记载他们的谈锋，详细的情况已经很难了解，但是史籍中仍然可以见到一鳞半爪。《南史•徐羡之传》记羡之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王惠传》记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风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理清远，瞻等惭而退”，“素不与谢灵运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辩博，辞义锋起，惠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日：‘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可见谢灵运也不时参与清谈，不过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清谈的内容，于辨析名理之外又间以文史，这种转变，和诗歌中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正相一致。
       
    汤用彤先生曾把魏、晋玄学分为四派，即王弼、何晏之学，释氏所谓本无义；向秀、郭象之学，释氏所谓即色义；心无义；不真空义。谢灵运不以玄学名家，但在作品中，“三玄”的哲理和语言俯拾即是。从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来看，他对玄学的理解，大致在王何、向郭两家的范围之内而并不拘执一端。
       
    谢灵运熟精玄理，但从反映于作品中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于玄理并不囿于烦琐概念上的辨析而重在致用。魏晋玄学的四个派别，不论其本体论和社会观的差别如何，归根到底，都在经济上服务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政治上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思想上则是放浪形骸的兴奋剂和克制燥热的镇静剂。像谢灵运这样热衷仕进而又性格强烈的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却屡经蹉跌，如果没有玄理的化解，其后果就是更早地不为刘裕父子所容，或是彻底地陷于精神上的崩溃。谢灵运在诗篇里装进那么多的玄理，正是缘情言志而不是无病呻吟。有的评论家对谢诗的“玄言尾巴”表示不满，其实从山水和玄言的关系以及谢灵运本人对玄言的需要来说，即使是“尾巴”，也是诗篇本身的天然肢体而非硬安上去的义肢，试比较谢诗 和东晋其他玄言诗人的作品，问题不难清楚。至于对这些诗中的玄理在艺术上应该作什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
       
    正是从这样的需要出发，谢诗中的玄理体现了诗人谢灵运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出发，进入到“致虚极、守静笃”、“归根”、 “复命”的境界(十六章)，回归于自然。他用“居常以守终，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来自我譬解，用“矜名不足道，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游赤石进帆海》)来自我警惕，以期到达“未若当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的自我满足，王弼所谓“羡其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易• 颐》“观我朵颐”注)，郭象所谓“都忘内外，然后超然自得”(《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注)，被和谐地结合在失意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些玄理，也就是谢诗中一再出现的“理”的主要内容；而诗中的“情”，则是诗人的热衷与狂傲、抑郁与焦虑。谢诗里经常可以看到“理”与“情”的矛盾，并在多数情况下以 “理”胜“情”，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在离建康出守永嘉时，谢灵运已经悟出“含情易为盈，寡欲罕所阙”的道理(《邻里相送至方山》)，不过情理的交战还是经常出现，永嘉辞官归始宁。“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前四句是写景的名句，用字的险仄可以见出心情的烦忧，却由于玄理之来而得扫荡以尽。同一时期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和《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情调要轻快得多，“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是“物赊于己，故理为情先”(《答僧维问》)，“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则是心与物契，情理一致了。在玄理中，谢灵运找到了欣喜，也化解了痛苦。不过一旦痛苦过甚，麻醉剂也会失去作用：“理感心情恸，定非识所将。”(《庐陵王墓下作》)理胜而情不胜，谢灵运没有能力对这种矛盾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晚出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