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的钧瓷，区别于记者曾看过的众多窑口钧瓷。详观其作品，风格平易而隽永、淡泊而含蓄，既反映出一种观照自然意象的方式，也传达了一种艺术家胸襟和心灵的姿态，同时是刘建军本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背负着弘扬传统文化使命的体现。“十一”长假期间，在位于禹州市神垕镇西开发区“刘建军钧瓷艺术工作室”里，记者采访了慕名已久的刘建军大师。
　　
    在摆满素坯的作坊里，刘建军大师正在和弟弟刘志军大师探讨宋钧形制的《海棠式水仙盆》的造型。案桌上静静地摆放着100多件已经烧制好的《海棠式水仙盆》、《鼓钉洗》、《出戟尊》。器物造型古朴，工艺精美，釉层肥厚且显见流动状的蚯蚓走泥纹。虽然釉色深浅不一，但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胎色呈深褐色，质地坚实。这些作品仿佛从远古走来，回到了孕育它们的地方，一路艰辛，一路奢华，一路坎坷，一路瑰丽。岁月荡去的只有身上的浮尘，留下的仍是宋代的风华神韵。
　　
    看见我们的惊诧，刘建军大师走过来拿起一个《海棠式水仙盆》介绍：“今年10月，在故宫博物院要召开‘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其间还要举办宋代名瓷大展。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宝昌先生力荐，故宫博物院经过认真考察，决定让刘家钧窑为此次研讨会设计制作220件仿宋钧形制的《海棠式水仙盆》，并由故宫博物院监制。同时刘家钧窑烧制的《鼓钉洗》、《出戟尊》、《海棠式水仙盆》等诸器还参加大展。这些作品都是为此而精挑细选的。”
　　
    “这么多钧瓷窑口，为什么只选刘家钧窑呢?”记者好奇地问。
　　
    “这得从俺父亲说起。”据刘建军介绍，1952年他出生在神垕的钧瓷世家。他父亲刘振海是禹县(禹州)钧瓷二厂技术副厂长。刘建军从小就喜欢到街上去“混”，到父亲的厂里去玩。“看得多了，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学着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电炉烤毛主席像章。”
　　
    刘建军说，“1968年，刚满16岁，初中毕业，我就进了父亲所在的钧瓷二厂。”1972年，禹县(禹州)各大瓷厂已经开始研制、恢复钧瓷生产，刘建军渴望父亲让他到实验室里搞钧瓷的造型与釉色研究。但是，父亲让他去烧窑。烧窑，苦不堪言。一窑烧下来，二三十个小时;每隔15分钟，添煤一次，又脏又累又苦。开始烧窑，刘建军创下了连烧17窑的失败纪录。
　　
    无奈之下，他只好从头学习。在学习卢振兴、刘国安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后，刘建军终于迈过了烧窑这道坎儿。
　　
    这窑，一烧就是8年。直到1980年，刘建军调任禹县(禹州)钧瓷二厂技术科担任副科长，负责釉面砖研究;1983年扶正，成为技术科科长。1984年年底，刘建军升任钧瓷二厂技术副厂长;1991年5月，调到钧瓷一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刘建军辞职并于次年与弟弟刘志军共创“建军钧窑”;2005年，“建军钧窑”更名为“刘家钧窑”。
　　
    刘建军陶艺生涯有近40年，陶瓷艺术成就卓尔不群，两次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擦肩而过。1988年，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钧瓷界推选的是钧瓷一厂时任厂长刘国安、钧瓷二厂时任技术副厂长刘建军。但是，评选制度要求担任领导职务者不得参选。于是，钧瓷二厂推荐了邢国政、钧瓷一厂推荐了刘富安。因为名额只有一个，邢国政已经退休，刘富安当选为钧瓷界的首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6年，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进行评选，刘建军与孔相卿、任星航、杨志被推举为候选人，最后孔相卿、杨志当选，刘建军再次落选。是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范文典先生事后对刘建军说：“你报送的评选作品，包括钧瓷、汝瓷、官瓷、哥瓷，评委不知如何将你归类，这可能是你落选的重要因素。”
　　
    刘建军感慨地说：“烧钧、汝、官、哥，说不为了挣钱，是笑话;说完全为了挣钱，也不是实话。钧、汝、官、哥、定是宋代五大官瓷，其中钧、汝、官、哥与青瓷一系，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为烧好钧瓷，我就必须研究汝、官、哥，烧好汝、官、哥呀!”3年后，刘建军厚积薄发，烧出《道玄钵》，终于君临天下。
　　
    如果没有钧、汝、官、哥四窑同烧，“划时代”的《道玄钵》不可能诞生。回首而望，方知天道酬勤：四窑同烧是一座必然要过的桥梁，不在这座桥梁上艰苦它化，就不会有《道玄钵》的悄然自化。
　　
    说起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宋代名瓷大展，就又谈到宋代钧瓷。刘建军告诉记者：“俺家里收藏的宋官钧瓷片是目前已知最多、品种最齐全的。也由于这些瓷片，才与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耿老先生不顾年迈，多次千里迢迢来刘家钧窑进行调研。这些古瓷片，对于钧瓷的形制特征、审美嬗变，甚至是学界一直争论未休的年代问题，都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刘建军，早已将所藏之瓷片历历于胸，通过熟练的拉坯成型，配釉烧造，终将世上仅存的18件传世钧瓷一一复烧。其仿烧作品足以乱真。
　　
    记者在刘建军大师的工作室里，偶遇了其悉心烧制的《鼓钉洗》，釉色饰以天青与紫红，紫红釉上有结晶斑点。《鼓钉洗》周身以鼓钉作为装饰，窑变色彩可爱自然。观赏者不同、观赏者的角度不同，对窑变产生的胎纹釉理的感知也不同。其妙夺造化的程度，是宋钧的完美再现。面对复烧宋代钧瓷时遇到的问题，刘大师直言不讳：“钧瓷创作难，但复烧更难。因为宋钧传世精品人们非常熟悉，复烧出来如有瑕疵或稍有形神差池，便会被人一眼看穿;又因历史图片与实物之间有隔阂，从二维图形中可得到的准确尺寸与釉色往往很有限，所以在复烧过程中，精益求精，每一件都做四到五遍甚至更多，目前已经制作完成的有《鼓钉洗》、《花盆》等10种左右。另外，在釉色方面，宋代钧官窑的釉色也有北宋、南宋之分。北宋时期，釉面色泽呈灰青色，开片大。在宋都南迁之后，带走了大量匠人，就杭州老虎洞窑出土的钧瓷来看，南宋初期和北宋大致相同，后来，釉面变化日渐趋于开片小这一特点。”
　　
    宋代在“以礼俗治天下”的统治手段之下，文人士大夫阶层兴起的尚古之风对陶瓷艺术创作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很多前代的礼器逐渐转变为祭器或陈设器在民间使用。这在刘建军对宋代钧官窑传世瓷器的复烧过程中，深深体会到钧瓷造型对青铜器器型的承继。也正因为其造型特点多出于对礼器的演变，从而使宋钧尺度工整，具有敬慕、含蓄之美。
　　
    面对宋钧工整、严谨的理性美，刘建军对记者说：“钧瓷的器型，无非是两个形式美法则，‘压缩’与‘拉长’、‘曲线’与‘直线’。这是在复烧宋官窑钧瓷时体会到的。在创作《道玄》系列时，就沿用了宋钧简单的坯体装饰，沿袭了青铜器‘刻线’的艺术表现手法。另外，闲暇之余，我喜欢看时装秀，时装中的色彩廓型以及裁剪的线条，时刻提醒我‘艺术无处不在’。”
　　
    刘建军指着放在展架上陈设的其中一件《道玄钵》对记者说：“它的器型外观类似古文房用品中的笔洗，但在制作的过程中，我考虑到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就将底部提高，使内部腹深变浅，并引入汝窑传统的弦线，使作品看起来圆中有方。”将生活方式融入艺术作品中，将艺术作品成为生活方式的物质体现，这是作为艺术家的考量，也是大师特有的智慧。
　　
    刘建军大师从业数十年来，屡次与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的头衔失之交臂。提起此事，大师宽厚地笑着，云淡风轻，他说：“我这一生，是离不开钧瓷的。对于创作，不抄袭是自己的坚持。瓷虽无声，但可以通过器物来看一个人。所以，人首先要有德，至于是否拥有国家级大师的称号，并不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钧瓷艺术是现代钧瓷人共有的东西，艺术需要个性化，但弘扬文化则需要共性化。”言语间的豁达令在场的记者动容。这种“心”摆脱“物”的挂碍、牵累和“无为而为”的达到物心和谐的境界，着实应和了庄子的“乘物以游心”。
　　
    未来的刘建军，准备将作品分别以“复烧”、“传承”、“创新”为三个主题，进行展览。他在生活中提炼出的一套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形式，将一一呈现在制瓷的节奏与空间的回旋中，使心得以容与，美得以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