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在广袤大西北绵延两千余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70多年以前一段的红军西路军的悲壮历史。1936年10月10日，红军西路军成立，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红四方面的红九军、红十军3个军组成。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武器只能装备一半人马，弹药更是缺乏。渡过黄河之后，面对数倍于我的凶悍马家军匪徒，在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天寒地冻的戈壁滩上，连续进行了一条山、古浪、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等多次战役，至1937年4月底到达新疆的只剩420余人。其中力战牺牲的超过一半，被俘的有6000多人（其中多数被马家军残忍杀害），日后国共合作期间被中共营救加上流落民间通过各种途径返回陕北的共约6000余人。红军西路军是一支英勇之师，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57年，党和人民政府在高台烈士陵园为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们建立了纪念碑。徐向前元帅题写碑文，他在碑文中提到了一位叫郑义斋的革命烈士。郑义斋生前是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红军西路军高级指挥员。

    郑义斋（1901～1937年），河南许昌县人。原名邓少文。早年在印刷厂当工人，曾发动和组织印刷厂工人进行两次罢工，响应京汉铁路工人罢工。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入党后，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运送武器弹药和物资，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钱庄老板两袖清风
 
    1930年，他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上海开办了“义斋钱庄”当上了钱店老板，周旋于十里洋场。这个钱庄一面作为党筹集经费的企业，一面作交通站。这时，他对外是经理，对内仍作交通工作。从此，他改名郑义斋。当时山东党组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郑义斋和钱庄一位“伙计”携带巨款前往济南，为暴动提供经费。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济南，特务横行，当地组织遭到破坏，两人在城里转来转去，几天都接不上关系。身上的钱用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伙计”把掌心的烧饼屑舔吃干净后，望着郑义斋肩上的褡裢，低声的央求道：“老板，是不是把里面的钱拿点出来用。”郑义斋摇摇头说：“这笔钱一文也不能动，那可是本钱啊，准备做大生意的。”看着“伙计”沮丧的样子，郑义斋安慰道:“你把我穿的这件马褂拿到当铺去，再熬上几天，想法把关系接上。”关系终于接上了，钱送出去了，郑义斋当完身上的衣物，化装成苦力，为火车锅炉加煤，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在钱庄工作两年的时间里，郑义斋为了给党筹集周转资金，为苏区购买转运重要物资，四处奔波，历尽艰险。
 
    苏区红色理财专家
 
    1931年，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中央苏区。郑义斋亦结束钱庄工作，于1932年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郑义斋来到鄂豫皖苏区，继郑位三同志之后，任财委主席兼银行行长。对于开展银行业务，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开展对外贸易方面，做出较好的成绩。

    当时，革命形势很好，红军迅猛扩大。但是由于错误路线的结果，致使红四方面军在反击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受到巨大损失，被迫突围西征，历经艰辛和险恶战斗，直到进入川北才站稳脚跟，重新开辟建立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压在后勤保障工作人员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这时，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川陕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又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那种一心为着党的事业，一切为着前方胜利的高度革命事业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红军从鄂豫皖仓促撤退，千里转战来到川北，吃饭成了很大的问题。义斋同志建议：红军各级政治机关，要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到1934年，在省委关于“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的号召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猪牛鸡鸭，都获得丰收。义斋同志还领导总经理部带头，坚持勤俭节约，大米主要供作战部队和伤病员，后方多吃杂粮。红军刚入川，食盐曾一度是一个严重问题。仪陇南部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义斋同志亲赴盐场，组织职工、灶户恢复生产，并将大量食盐运往后方，既供军食，又作向群众换粮、换布之用。

    在这段经济上极为困难的时期，一次，地下交通站通过敌人封锁线运回一批盐巴，郑义斋喜出望外，吩咐经理部人员及时分配下发。分发中，郑义斋取了半斤盐巴装在一个小袋中带回家去，然后，他把警卫员小曾叫来：“你把这包盐送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他跟大伙一样，也在唱旦（淡）角呢。”

    郑义斋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亲密战友，三天前两人在一起研究部队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总留他宵夜，炊事员端上两盘小菜，菜倒新鲜，吃起来却淡而无味。郑义斋嘴里不说，心里不免一阵难过，徐总指挥身上担着那么重的担子，日夜操劳，生活上也和战士们一样在苦熬着。如今，有了这批盐巴，给徐总指挥送点去，也是理所当然的。不一会儿，小曾回来递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郑义斋凝视着字条，眼泪润湿了眼睛，他想了想，又命令小曾将这包盐送到战地医院，院长向伤员讲了这包盐的经过，大家深受感动，当场就有一批伤员要求重返前线投入反围攻战斗。

    穿衣问题也是当时另一大问题。1932年秋天，部队从鄂豫皖出发，只穿随身衣服，千里转战，已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穿衣问题迫在眉睫。郑义斋与各军、师商定，共同负责，各军师经理处均成立被服厂，总经理部成立了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衣服。布匹来源主要是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也与粮食站合在一起），一部分向边沿地区商贩采购。经过努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

    为了解决全军的穿衣吃饭问题，郑义斋确实费尽了心机。红军的武器弹药主要是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各种武器的修理，便成为保障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郑义斋的办法，仍是依靠大家动手，分级负责。通知部队每到一地，均要搜集当地的枪炮工人，安排在军、师军械修理所。有多余的和技术好的送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分工办法是：军、师修理枪和毛病较小的机关枪和炮。其余军、师修不了的，均送总经理部修械厂修理。自从缴获了敌人兵工厂机器以后，更提高了修理质量。

    红军缴获了兵工厂和造币厂后，郑义斋亲自组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搬迁，建立了红军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在短时间内，虽经几次搬迁，仍然生产了白药（发射药）、炸药、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等，其中手榴弹保障了全军的需要。红军所需的其他用品，如雨具、防滑掌（脚码子）、饭碗（木质的）等等，以及西药以及医护工作用品，郑义斋均具体指导，逐个解决。

    对于银行工作，当时大家都不懂。郑义斋在上海及鄂豫皖搞了几年，在当时只有他算是专家。但他还是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关于货币的理论。他亲自搞调查研究，根据苏区的具体情况，向上级提出了银行工作的几条方针，均得到领导的同意。郑义斋很重视银行的宣传工作和立信于民。川陕工农银行开幕那天，经理部的同志们趁势进行宣传，并当场进行兑换及存款业务，扩大了影响。

    红军1935年3月渡过嘉陵江后，整个前方后方都在不断转移之中。根据这种情况，郑义斋当即组成三个兵站，跟随部队行动，就地筹集粮食及物资，分配部队使用。他率领总经理部及所属工厂，跟随部队转移。沿途凡有两三天以上的休息，各工厂立即进行生产，就地取材制作被服用品，修理武器，制造手榴弹等。
 
    魂断大西北
 
    1936年10月，红军西路军成立，红四方面军总部带五军，九军，三十军西渡黄河，开始了出征甘西北的异常艰苦的战斗历程。

    1937年2月下旬，经过连续作战作伤亡惨重的两路军被敌人围困在倪家营子一带。在这里，部队与敌人血战了七天七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被迫于3月5日突围向西北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的追击堵截。我军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眼看着局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西路军总部临时在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后，义斋把部里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元收集起来，包成几包，用针线缝牢实，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然后，他率领10余名战士，带上金子，离开大部队，顺着山沟向总指挥部所在的阵地出发。谁知，没走多远就遇上了敌人。郑义斋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增援的敌人越围越多，像一群红了眼的恶狼一样，嗷嗷叫着扑了上来，眼看着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为了使经费不落到敌人手里，郑义斋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金子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他自己却留下来指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同志手里。而郑义斋同志却因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全部壮烈牺牲了。这天，是1937年3月13日。郑义斋当时还不满36岁。

    郑义斋生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川陕苏区的军民都亲切地称他为“红财神”。郑义斋对工作严肃认真，对战友和蔼可亲，对敌人无比仇恨，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作者：俞长缨   (作者单位：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