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禅台和受禅碑，是见证汉魏禅代的两处历史遗迹，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两千年的风雨侵蚀，受禅台昔日的巍峨与雄伟不复存在，只剩下高十几米、底周长300多米的土台。高台已倾，繁华成梦，人们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遥远的汉魏之际。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冬十月，在当时被称为“灵台”的受禅台上，丞相、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刘协的禅让，代汉称帝，定国号为魏，改元黄初，是为魏文帝。400多年的汉帝国就此黯然离场，历史拉开了三国时代的帷幕。汉魏禅让成为后世魏晋、晋宋、周隋等王朝易代的一个样板。

    受禅台以南不远，记载汉魏禅让史事的两块石碑更为有名，一块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一块是“受禅表”碑，二碑为圭形，有碑穿，是典型的汉制。“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高3.23米，宽1.02米，厚0.32米，隶书32行（正面22行，背面10行），行49字，额篆书阳文题“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内容是华歆、贾诩、王朗等46位高官劝进曹丕的章奏，因民间传其为王朗撰文、梁鹄书丹、钟繇镌字，又被称为“三绝碑”。“受禅表”碑在“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正东三米左右，高3.22米，宽1.02米，厚0.28米，隶书22行，行49字，额篆书阳文题“受禅表”三字，内容记述曹丕接受献帝禅让的过程。二碑不书立石年月，然均当为延康元年十月辛未（二十九）曹丕受禅后所立，其书体方整遒古、疏朗俊逸，上承汉隶之遗法，下启晋唐楷书之先河，备受后世推重。

　　禅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种理想状态，兵不血刃、马放南山，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平稳地完成政权的交接，古人的政治智慧于此展现无遗。但最早的“三皇五帝”的禅让，只是传说，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细节的文字记录，甚至还带有不少虚构的成分，让人生疑，之后的商代夏、周代商，都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有在秦汉帝国时期，才让我们目睹了两场禅让的历史事件。一场是西汉末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的禅让，建立新朝；一场是东汉末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曹魏。班固的《汉书·王莽传》对汉莽禅代的过程有详细的记录，而汉魏禅代的细节，则保存在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与南朝刘宋的裴松之注里。在记载禅让事件的背后，是史家的复杂感情，例如，阅读《王莽传》中禅代前后的史事，就让人感觉颇有讥讽之意。相比而言，《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与裴注的记载就客观一些，似乎并不带有道德评判，但是读者却可以从中读出自己的体会，辛酸、感慨、气愤、鄙夷，抑或几种感情都有。时隔两千年的风雨，汉莽禅代的遗迹已完全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汉魏禅代还幸运地留下了受禅台与受禅碑，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见证。值得一提的是，“受禅表”碑还有证史之功，关于汉魏禅让的具体日子，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注与“受禅表”碑有所出入，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有所考证，认为碑文所记的日子“十月辛未（二十九）”更符合历史真相。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而追求永恒和不朽，是人类永远的梦想。除文字外，依赖于金石以延长个体生命、达至不朽，也是一个手段。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国界的分别，西方为铭记功业立有高大的纪念碑和纪念柱，印度也有阿育王为传播佛教所立的碑铭，中国则有高台与石碑。曹丕为了纪念汉魏禅让的功业而筑台立碑，此举除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外，也有示天下后世以清白、自明心迹的意思，但后人就真的如曹丕所希望的那样，对他原谅了吗？未必，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阅读这两块碑文就像在观看一场政治闹剧，欧阳修所发的感慨很有代表性：“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欤？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

　　翻阅史籍，又让人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曹魏三祖对筑台与树碑情有独钟，似乎有一个家族传统。曹丕的父亲曹操是筑台的先行者，他先是在建安十五年（210）于邺城筑铜爵台，后又在建安十八年筑金虎台、冰井台，这就是著名的邺城三台。曹丕更是变本加厉，除了为禅让所筑的灵台（受禅台）以外，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还有四座高台：黄初二年（221）筑的陵云台，黄初四年筑的南巡台，黄初六年筑的东巡台，黄初七年筑的九华台。筑九华台的黄初七年正是曹丕去世的那一年，可见，从筑受禅台作为开端，直到去世，曹丕的一生始终有着浓烈的“高台”情结。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则继承了立碑的家族传统，最有名的就是他为父亲《典论》所立的石碑，《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明帝本意是为父亲所撰的《典论》作些揄扬，希望它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树立的“熹平石经”一样，为天下楷式，永垂不朽。但一不小心却成了笑柄，因为《典论》所否定的西域“火浣布”在九年之后的景初三年（239）被证明确实存在。这年二月，西域使臣跋涉万里，向曹魏献上了火浣布，朝廷不得不命人将《典论》碑上的有关文字刊除。关于这件事，《搜神记》有详细的记载：“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齐王芳纪》裴注引）曹丕自己树立的石碑，以及儿子明帝为他树立的《典论》石碑，都想靠金石留传千秋万世之名，却不幸成为时人和后人讥刺嘲笑的话柄，似乎在告诉我们，留金石之功，并非一件易事。

　　如今，曹丕所筑的其他几处高台都已荡然无遗，曹睿的《典论》碑也已片石不存，只有曹操所筑的金虎台巍然屹立在漳水北岸，还有见证汉魏禅代历史的受禅台和受禅碑矗立在中原大地之上，供后人登临凭吊。作者：陈君【原标题：高台与石碑：见证汉魏禅代的历史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