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戏剧人物创造论(7)
2013/5/6 14:05:02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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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派人物李元顺。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性,作者写出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两面性,他不同于同类的其他人物,如《春草闯堂》中的知府胡进等。但该剧对另两位未出场的人物--严嵩、沈炼简单化了。这两位人物尤其是严嵩的“奸”在历史上可谓家喻户晓,在剧中虽未出场,但对推动剧情、对李元顺形象的塑造都极具影响。然在剧中只看到李元顺行为的主动,要退婚就退婚,想攀“严家贵”即攀严家贵,严嵩成为一种地位富贵的标志,全然不见历史上这一人物的攻击性、主动性,更遑论其复杂性了。其结果李元顺的心理揭示是充分了,人物的复杂性也呈现了,但细加琢磨,将严嵩简单化处理,对李元顺形象有所损伤,李元顺的一些思想行为有想当然的一面。
未出场人物也是人物关系中的有机组成,应遵循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不应将其作为“物”、作为调料、作为导演的道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退一步说,即使可以视为“物”,也不应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如此简单、如此实用。
戏曲人物塑造中出现的突出主要人物,或说缺乏整体观照,与戏曲传统强调由一人主唱、“角儿”制有关,有体制的限制,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戏曲的革新创造应包括对这种限制的突破和超越,期待一种历史关系与现实关系的对应和谐。
这种缺乏对人物整体关系的观照或观照不够,在话剧创作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可能不似戏曲创作那么普遍。比如《天边有一簇圣火》中新型军人刘清涧,这一人物与蓝禾儿形成对照,但显然人物的丰满、鲜活要逊色于后者,并且,人物的主观理念过多。两个人的对照意识也过强、过直露。再如《捉刀人》中之崔琰,站在曹操的对立面,是个与曹操针锋相对的人物,不足的是这一人物在剧中有些单薄,不能与曹操势均力敌,因而两者的人格较量没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射火花,直接影响了对两个人物更高境界的开拓。另外,这两个人物与剧中其他人物关系的描写也不够深入。
一部戏,剧中人物需要有整体意识、整体观照;一个人,前后左右同样需要整体的把握,人物的行为、性格变化遵循其逻辑规律,不能任人拈来掐去,不能人为地使人物“精神”分裂。豫剧《女皇祭陵》描写女皇武则天在与唐高宗共同主持朝政时,由于大力推行社会政治改革,引起了李唐宗室势力的强烈反对,从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主观上是要塑造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位大政治家的气魄和作为母亲的内心痛苦,但在实际表现中人们看到的武则天这一人物的性格前后是不统一的,前半部分阴险,与后半部分判然不同。只见作者的主观思想,看不到人物性格的一致性、有机性。
人物的思想性格是统一的,也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变化尤其是人物主导思想转变的肯綮应该有其顺理的、合乎逻辑的依据和解释,而不是附着的,也不是结构起承转合人为需要的。王仁杰以擅长描写女性、特别是孀居女性而著称。他文采飞扬,曲词优美,梨园戏《节妇吟》、《董生与李氏》对颜氏、董生和李氏的描写非常细腻,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捕捉非常敏锐。颜氏、董生两个人物的思想前后都有重要的转变,颜氏“断指”的直接契机是“我是私奔卓氏女,不遇司马听琴在屏后”,丈夫梦魂显现,予以挞伐使然;董生又名四畏,所谓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之外,复畏妇人,他由一位畏妇人的冬烘先生“觉悟”而大胆爱上李氏的“思想解放”,是在坟前与彭员外魂灵“舌争”而实现的。他们都深受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影响,故行为瞻前顾后,心理因素、潜意识作用比较明显,但将两人思想重要转变的全部原因归之于主观和非现实的梦魂,就欠充分而不够真实了。
从人物个体与人物群体两方面加以整体的观照,戏剧的人物创造必定会有一个新的面貌,戏剧的建设、发展也必定会有一个新的面貌。【原标题:新时期戏剧人物创造论】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戏曲研究》2009-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