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戏剧人物创造论(2)

留下的精神后遗症，而且，它还是一股现实的势力，影响、制约着人们的创作。对一些作者来说，他们的文学创作观混合着极其复杂的因素，新与旧、情感与理智、艺术创新与社会使命互为扭结，稍有放松，就会滑向“程式”.当然，任何时候制造“神化”者都不会以此来标榜，他们都有冠冕的理由，比如抬出艺术的社会使命，比如强调崇高、精神文明。乍看确实有点无懈可击，深一分析却是艺术创作人物塑造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的根源所在，对这种后果更应当看到影响作者主观动机背后的客观因素。其实，艺术创作、艺术品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而不只是表现的手段。新时期戏剧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从整体上呈现递进趋向，但就人物的“神化”问题来看，并未随着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也并未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而彻底抛弃，它对戏剧的影响、对戏剧人物塑造的影响，到90年代依然十分清晰，创作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
　　
    “神化”的“理论”尽管不值推敲，却也在改头换面、随时而变，它的投机性在意识形态掌握方面仍有一定的市场。“神化”问题仍是戏剧人物塑造的绊脚石，这还是一场斗争，有待于人们从观念上彻底清除。
　　
    二、从英雄到“小人物”
　　
    表现英雄和革命领袖“难度最大”,这些人物与普通百姓也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关注，对自己身边的变化越来越有兴趣，戏剧舞台的主角、主角身分也在发生变化，农民、工人、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市井人物、旮旯胡同里的各色人等纷纷登上舞台。这些人都是普通人，是“小人物”,较少英雄壮举和传奇事迹，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化”的观念对塑造这些普通人没有影响，而且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找“戏”,写出人物的个性性格，更其不易。但同时，在日常普通人的生活中，能够积极开掘，写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写好戏，其艺术价值更显而易见。因为作为人学的文学艺术，其表现目的是写人、人性，而无疑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人性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一些作家以写“小人物”为己任，如李龙云，他说：“’写小人物，写普通人‘是我创作上一贯坚持的主导思想。”先后创作了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小井胡同》、《这里不远是圆明园》和《洒满月光的荒原》等。他认为一部作品的人民性由多重因素构成，“在诸多因素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看作品是否体现了历史流动的总趋向，而决定这种趋向的主体正是数量上居于压倒优势的普通人的意志。”　　

    从“英雄年代”到表现普通人，艺术形象随社会发展而演进。
　　
    我们都是普通人，对日常生活比较熟悉，所以对塑造这种普通人，破除公式化、概念化思维模式有着特别的意义，神化仍是塑造普通人的主要障碍。对此，《六斤县长》的作者深有体会，认为“此种模式化、偶像化，真是害戏不浅”.所以，在塑造牛六斤这个人物时，他们“觉得当领导的也是娘生、五谷养大的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们也有家庭，有喜怒哀乐，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在家庭生活中，设计了牛六斤有点怕老婆，大事抗、小事让，没工夫和她吵闲仗；还设计了为群众“偷”鸡，为群众说媒拉纤，被老婆关在门外等情节。他做了几件似乎出格的事，观众倒说这一人物可亲、可敬、可爱。刘家荣在导演《风流寡妇》时，特别强调为塑造好吴秋香这个人物，要求演员“绝不能演英雄、演完人，而要演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她才能有光彩”。　　

    人物的行为动作，要符合生活逻辑，要有性格依据，这样塑造出的人物才是真实可信的。湖南花鼓戏《八品官》（甘征文编剧）中刘二的形象塑造，导演指出：“在演出创造中，不但要突出他做什么和怎么做，更要揭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演出中处处要注意加强他的党性，他的党性原则又不能用几段豪言壮语唱出来，那就不是刘二这个人物了”。按照刘二的性格特征，导演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细节处理，如第一场“队长三宝”的设置，表现他“被迫上任”,他不是没有思想余悸，不是没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终是党员的责任感使他在犹豫中毅然抓起那顶队长身分标志的烂斗笠，戴在自己的头上。他是“被迫上任”,也是主动上任，人物的行为指向有着充分的性格依据，刘二最后的“这样做”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豫剧《丑嫂》（忽红叶编剧）中的丑嫂可说是真正的“小人物”,担任村精神文明小组长，无品无级，却负责村里的“精神文明”工作。剧作没有因为是写精神文明“净化”生活而拔高这一人物，没有将这一人物概念化。她爱管闲事，见啥说啥，当了小组长后自己火辣辣的丑脾气还是改不掉。编导对这一人物理解、把握得比较准确，“丑嫂脾气虽然丑，心肠却不坏”,这一“丑”命名极富感情，极具意味。写精神文明，却不回避不文明，甚至就是从主人公的“丑”写起的。她不仅脾气性格“丑”,还有尴尬和犯错误的时候。枣花被“流氓侮辱”事件，就是因为她的唐突报案，后来又为枣花做媒，使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并被暂停文明小组长的工作。这一人物很真实，让人觉得很亲近，但剧作并没有因为写人物的“丑”,写“真实”,而影响或削弱人物的塑造和精神文明思想的表达。这种真实感很强的“小人物”的出现，是近年来戏剧领域的一股创作思潮，是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其实，英雄与凡人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英雄来自平凡，平凡孕育着高尚。戏剧人物塑造呈现英雄--小人物的趋向，英雄与凡人的两极化在消解，英雄凡化，英雄的含义在变化。比如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编剧）主人公叶肖肖，他在公共汽车上与歹徒英勇搏斗而献身，但这只是戏剧的一个引子，重头在他死后，死后的复活和对生者的“访问”,通过对人物心理灵魂的追索剖白，求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对社会风气的负面、阴暗面颇不客气。叶肖肖与歹徒的搏斗并无程式性的凸现亮相，生前的追忆、死后的“复活”也都没有铺垫、补充他成长的阳光雨露，而是强调他的凡性，言谈举止都从常人常情常态出发，不加雕饰，不讳时忌。所以，这一人物是真实的，这一英雄也是真实而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的。对这一人物，该剧导演理解、把握得相当准确，认为：“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叶肖肖--一个英雄，一个非英雄；一个有缺点的英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