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戏剧人物创造论

　
    新时期戏剧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的解放、回归、发现与再塑的过程，它的深入是与对人、人性的理解与认识同步的。文学是人学，人是任何一种文学艺术的起点与归宿，它似一把标尺，衡量着戏剧前进的步伐。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和十年“文革”,人、人性在现代社会被空前地压制、扭曲和异化，历史令人吃惊地来了个大倒退，所以，新时期的到来，首先是对人的解放。人能够为人，不再为物或其它观念意志所奴役，历史的进步体现为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人是历史的主人，不承认个体存在和价值就没有人类的价值。新时期人成为人得到了政治解放，但人、人性的回归、发现作为观念意识则是缓慢的、渐进的，某种意义上，人、人性的回归、发现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化程度的一种表现。
　　
    作为人学之戏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变迁既是社会发展的折射。也反映了戏剧艺术自身层楼更上、不断深入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只有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文艺的主体地位才得以确立、落实，各种主张、各种流派、各种探索才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物的塑造追踪时代的发展，深入表现社会变革对人思想观念产生的振荡、冲击和裂变，展示人生百态。人的独立品格和自我价值成为各种文艺探索表现的重点，戏剧的发展也呈现这种倾向。但相较于文学，戏剧尤其是戏曲更重视群体精神，表现传统、传统道德，挖掘“古典”的美，责任心与使命感十分明显，传统的痕迹、烙印非常清晰。这是它的优点所在，同时，也是它失落的原因所在。对传统反省未透，对“左”倾化政治认识批判不够，使过去与现实联系着的一线虽未死灰复燃，却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也不能为政治或单纯为教育而艺术，那样的戏剧、那样的戏剧人物是没有生命力的。
　　
    政治上人们已完全得到解放，但从二十年来戏剧的创作实践来看，思想观念的彻底解放、旧模式框架的彻底否定还需时日，而且，新的模式、“新”的旧观念也会产生。新时期戏剧创作、人物塑造有了空前的自由度，但不意味着可以一帆风顺，它的发展仍经历着艰难与不平，仍会有阻力，同时，对创作者的思想素养和文化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戏剧人物塑造二十年的探索，是新时期戏剧探索历程的一个缩影。
　　
    一、神化与人化“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一场现代造神运动的终止。对颠倒了事物的重立和肯定，是对颠倒者和颠倒理论的最好回击。“高大全”而苍白无血的现代神祗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真正的革命领袖和英雄被重新搬上了舞台。这是新时期初期戏剧舞台人物塑造的主导潮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革命领袖和杨开慧等革命烈士成为戏剧舞台的主角，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对他们的歌颂，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怀念和爱戴之情。他们的革命生涯和传奇经历构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现代革命史，是他们的不凡伟业缔造了共和国，但他们是人而不是神，有喜怒哀乐，有成功也有失败。剧作家们已抛弃了“高大全”人物，开拓领袖和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努力使人物血肉丰满。新时期比较早的话剧《东进！东进！》作者在谈到该剧的创作时表示，他们“决心摒弃过去创作中常见的毛病--写到老干部，总是四平八稳，一本正经，把人物变成了政治概念的化身或思想的传声筒，而决心要从人物性格入手，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陈老总形象来”[①].这在当时，已是人们的普遍共识和愿望。话剧《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的成功，在于作者从一个侧面，通过一系列并不完整的故事写活了上海市长陈毅的性格。戏曲在塑造现代人物方面，基本上已无困难。张庚曾总结说：“在难度最大的塑造革命领袖上可说探索已经初步成功；在写一般革命英雄、战士上，也已获得成功。”这方面的成功，“主要在于克服了’神化‘人物的缺点而写出了活生生的革命英雄”.
　　
    当然，这种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不断总结出来的。一场“史无前例”政治运动的结束，使人们将艺术视角瞄准了那些真正的英雄人物，英雄（尤其是革命领袖）是伟大与平凡的统一体，“难度最大”,不能辩证地看到这一点，不敢放在逆境中写，不敢写逆境中的挫折与失败，不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冲突中展现人物、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势必消解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削弱作品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实际上是仍未完全摆脱“神化”的枷锁。这也是这一时期此类作品的经验所在。话剧《秋收霹雳》的作者赵寰坦言：“周总理讲过，不要把毛泽东同志当成一个孤立的神。我们在实践中有犹豫有徘徊。实际生活是秋收起义中的毛泽东同志既有个人悲欢离合，又面临革命的迂回曲折，别妻离子，秋风秋雨，跋山涉水，浏阳遇险，绝处逢生，才到达起义队伍。接着又打了几个败仗，最后才上井岗山。我们不敢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情景，我们不敢把领袖放到绝境或失利中去写。”　　

    与神化英雄直接相关的是主题先行、思想先行，概念化、公式化，这种创作模式对作家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也是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主攻目标。实践表明，能否破除这种创作模式关系到作品的成败。1980年创作的大型现代戏《龙虎桥》，其动机“是要配合党号召团结干四化的政策”,“是出于解释政策的需要，闭门造车搞出来的”,结果仅上演一场就寿终正寝。作者及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深入生活实际，关注现实，终于创作出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京剧《一包蜜》中，种梨人艾力要不要砍树，这么一个细节动作却经过了反复斟酌、斗争。有人担心这个动作会有损艾力的形象，降低艾力的思想高度。作者“回忆在十年浩劫时期的舞台上，作品中的那些’高‘,’大‘、’全‘们，他们可以说完美得连肚脐眼儿都没有。可是，他们并不可爱”,及时总结经验，破除迷信，肯定了这一动作细节。演出后的实际效果是“这个动作不仅揭示了艾力的内心世界的美，而且对于推动剧情的发展和促使其他人物的性格发展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联想，收到真正的戏剧性效果”。
　　
    这种对人物“神化”的破除、清算和超越，不仅在新时期伊始意义不同寻常，也是贯穿整个新时期的一项工作。90年代改编创作的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起初作者紧紧围绕歌颂奉献去写，结果都是有“本”无“戏”,后来作者“决定先放弃要写奉献的强烈意念”,着重去写他所热爱、所熟悉的几个人，写他们的心灵世界和感情历程，“用生命的含意去展现奉献的含意”,“用奉献的神圣去升华每一个形象的质量”,结果心中的人活在了纸上，舞台上的人活在了观众的心中。应当看到，人物“神化”不仅是昨日黄花，不仅是那个特殊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