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确实，天下多故，名士善变;为了苟全，故尔权宜。不过，侯外庐先生则是个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孜孜以求，从不屈从，从不苟且。他以信仰为生命、为家业，并以之自励自慰。侯外庐晚年曾坦言: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未曾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125页)侯先生的人生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就是鲁迅倡导的“韧”。他口述学术自传的书名也由原来的《坎坷的历程》改为《韧的追求》。“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从此卧榻不起，生存环境也异常险峻。“批林批孔”期间，曾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不予理睬。(朱学文《忆外庐先生与<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972年中国社会尚在“文革”极左思潮的笼罩下，侯外庐先生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经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黄宣民《侯外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侯外庐在学术上的这种坚韧与执拗，不仅使他饱受磨难、历经坎坷，也显得有些另类、不合时宜。正如有学者在概括侯外庐的学术时所说:“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至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萧蓵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先生特别重视历史上具有异端或另类色彩的思想家，如:先秦时代的墨家，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叶适、陈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隐、李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傅山、颜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龚自珍等，重点阐发或重新发掘出来，使之重放异彩。此种价值取向，除反映出作者在科学上的开拓精神外，也是他的民主理念在史学研究中的表现。应该说，这些思想家与侯先生本人的精神气质亦有某种相通之处。

　　四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作为某种文化现象，其成因是复杂的。除了各自性格气质的因素外，两人的学术立场与治学理念，个人的身世背景与现实关切点也与之大有干系。显然，“变”与“不变”并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先辈学者，要求他们都去做道德超人、哲学烈士。我们在强调“修辞立其诚”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呼唤和努力营造一个人人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制度环境与精神氛围。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力不从心，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作者： 张海晏【原标题：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