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高岳

 

　　基层文保陷入困局的根本在于我国文物行政机构的倒金字塔结构，编制最完整、人员最多、资金保障最充分的是国家文物局，省、市、县逐级缩水。只有改变这种体制结构，才能使基层承担起艰巨的文保任务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明代权倾朝野的大太监王振在自己老家修了一处家庙，然而，几百年后，这座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玉泉寺已经成为一座“破庙”，随时面临倒塌风险。《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的修缮保护，基层文物逐渐破损甚至惨遭人为破坏的现象频频发生。事实上，就在玉泉寺坐落的河北省张家口市，这样的新闻已屡见不鲜。

 

　　相关专家表示，由于基层文保力量薄弱，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遭遇“软着陆”，一方面已处“风烛残年”的历史文物急需修缮保护，基层文保形势日益严峻，另一方面基层文保工作却陷入缺钱少人的困境。在相关立法没有及时跟进的情况下，需要地方吸收社会力量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文物风烛残年乏人问津

 

　　2013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境内新增项目达12处，仅该县“国保”单位总量就达到21处。令人遗憾的是，张家口市成为“文物大市”的同时却并未成为“文物保护大市”。

 

　　位于蔚县境内的玉泉寺就在这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时，尽管寺庙屋顶已有破洞，但大殿内壁画仍然十分壮观。然而，贴上“国保”标签的玉泉寺并未得到修缮。如今，屋顶的破洞依旧，寺庙院落中房屋尽倒，墙上布满裂缝，殿内壁画被污泥覆盖。

 

　　早在2010年，由于缺乏保护，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蔚县南安寺塔被盗，不法分子挖地道进入塔基地宫，将保存在地宫中长达千年的文物洗劫一空。

 

　　“国保”单位尚且如此，其他文物处境更加不堪。2011年，位于张家口市怀安县的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大型汉墓群遭遇疯狂盗窃，留下密密麻麻的盗洞；有近800年历史的张家口宣化古城墙极大破损的同时，遭到非法取土、开挖、垃圾围城等人为破坏；今年7月，一男子在张家口市怀来县大营盘长城踹踢残城墙，并掰踢掉两块墙砖……

 

　　类似的事件在河北其他地方也屡有发生。位于石家庄市井陉县的河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崖石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频频被盗；2014年，保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贤良祠的标志性石碑遭到破坏，碑身与碑座分离，碑座沦为垃圾池一部分；2010年，石家庄市正定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士珍故居被改造成饭店对外营业，相关文物处于烟熏火燎中。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却在自然耗损和人为破坏下危如累卵。有数据显示，近30年来，全国已消失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更多的文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尤其是位于基层的田野文物更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局面。

 

　　基层力量薄弱缺钱少人

 

　　对于玉泉寺的问题，负责蔚县文物保护工作的蔚县博物馆馆长李新威向媒体表示，2014年当地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保护维修的立项申请。目前，保护修缮工程方案尚未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蔚县方面无权对玉泉寺进行修缮保护。预计明年批复会下来，明年中旬大概就能开工修缮。

 

　　不过，蔚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刘伟表示，资金不到位是玉泉寺难以修缮的原因之一。目前蔚县财政很紧，文物保护方面所有的资金来源是国家拨款，但与之相比蔚县的重点文物太多，难以照顾到所有。

 

　　不可否认的，缺乏资金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文保工作的重要问题。2014年1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严重火灾，246栋房屋被毁，被烧毁的文物多为县级文物。对此，迪庆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和冬梅向媒体直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国家专门保护，省级文保单位就是省里投钱，以此类推。县级的文物，根本就没有资金对其进行保护。这个没办法。”

 

　　河北省长城保护的状况证明了这一观点。记者从河北省文物局了解到，河北现存长城区段268处、长城3000余公里，但全省只有专职保护人员118人，群众长城保护员1000余人，诸多地方招募的长城保护员正在因为待遇低而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

 

　　在经费量化、主管细则等关键问题没有立法明确的情况下，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在基层最终无奈“空转”。在属地管理模式下，出现一个颇为荒诞的现象：只有财力上相对宽裕又有较强文物保护意识的个别县市，才能具备保护文物的条件和能力；而在更多县市区，如果找不到将现有的文物单位旅游开发的较好办法，就只能任其荒败及人为破坏。

 

　　“地方不予人员编制，没人来管；经费难以保障，既无法防止长城倒塌，也无法修复。对于上级文保部门来说，有时也只能干着急。”河北省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长城保护是基层文保的一个侧面，缺钱少人成为制约基层文保的最大问题。

 

　　适度开放发动民间力量

 

　　“文物保护，重在基层。”在今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河北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16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中，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如是说。此次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不过，这对于缺钱少人的基层文保部门来说，并不简单。

 

　　有专家认为，基层文保陷入困局的根本在于我国文物行政机构的倒金字塔结构，编制最完整、人员最多、资金保障最充分的是国家文物局，省、市、县逐级缩水。只有改变这种体制结构，提升基层的文物保护经费投入、管理机构和执法机构设置、从业人员数量和专业化程度，才能使基层承担起艰巨的文保任务。

 

　　然而，体制问题的变革不能指望一朝一夕。“文物保护单位不是把门关起来，对文物才是一种保护。如果没有将文物很好地利用起来，则是陷入到了一个死胡同。文物保护可引入多种‘活’性元素。”石家庄市社科院研究员梁勇说。

 

　　梁勇认为，为了避免文保单位有国家拨款即活、无资金则死的境况，应该引入商业模式。“文物保护可以在保护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将一些旅游元素整合起来，探索多种利用模式，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形成发展的产业链。”梁勇说。

 

　　但是，这种商业模式的引入必须有一个度，否则就会出现过度开发的破坏，甚至出现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用途的违法犯罪行为。此外，很多文保单位游客量并不充足，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一些有开发潜质的地方，旅游部门负责开发，文保部门负责保护，但分成机制目前尚未明确形成；文物保护要注意整体性的保护，尽量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周边的整体风貌，而不是仅仅保留下历史文化遗产单体。这些都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近年来，为了解基层文保的资金之渴，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安徽省黟县、浙江省金华市等地都出台过允许民间“认领”文物的相关文件，相关尝试有成有败。

 

　　今年6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对社会力量自愿投入资金保护修缮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可依法依规在不改变所有权和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给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提出建立和完善“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保新体制。河北及其他地方发动民间力量开展基层文保的措施可以作为文物保护的一种措施，但要想让这种方式正规化、常态化，还期待日后的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