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有专家认为其上朱砂书写的为“尧”字。

    本报记者  刘修兵

    左图为观象祭祀台，右图为陶寺观象台观测示意。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陶寺镇的陶寺遗址，在37年不断发掘和研究后证明，这里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王国都城，或许就是尧都。这比历史教科书上的华夏文明从夏王朝开始提前了300年。

    4000余年前的都城

    1978年至1984年，考古队先后发掘了陶寺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贵族墓6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等文物，确定了陶寺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1999年开始，陶寺的考古工作以寻找城墙为中心。2000年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北墙。2001年确定了东墙和南墙。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确定。陶寺中期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

    2013年以来，对于陶寺早中晚期城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陶寺早期城址大约20万平方米，由宫城及其南部的下层贵族居住的外城构成。其发展完备时，已经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为“日”字形结构，而不是中国传统双城制都城“回”字形结构。宫城还发现了角门与早期正南门。

    陶寺中期城址发展成为典型“回”字形双城制都城。都城内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宫城居城中偏北，东南小城为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区，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陶寺中期城址功能完备，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成，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先秦时期都城最完备的都城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山西队领队何驽说。

    根据发掘，宫城内有大小夯土基址10余座。该区域出土了陶板瓦、黑光陶器、铜盆口沿残片、铜蟾蜍片等宫廷生活垃圾或建筑垃圾。其中陶板瓦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瓦。铜盆和蟾蜍均为红铜铸造，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短暂却承上启下的“红铜铸造时代”，开创了中国“青铜时代”。黑光陶器器表施加的是人工合成的特殊涂层，类似后来瓷器上的釉，使得陶器不仅外观黑亮美观，而且具有很好的防渗作用 ，应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主要供贵族使用。

    中国最早的观象台

    2003年，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观象台，它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

    “这套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即塔儿山山脊线上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何弩表示，陶寺的元首们，通过掌控天文官的观象活动，颁布历法，除了垄断与天日沟通的“君权神授”的渠道之外，更实用的价值则在于通过垄断农时的发布，控制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命脉，进而达到控制周边地区农业社会组织的目的。“有不听命于陶寺元首的‘地方势力’，只要他以农业为基本生业，陶寺元首不给他授时或错授时，导致其颗粒无收，其唯一的选择是对陶寺元首俯首帖耳。足见陶寺的天文历法成为王权之中的科技‘软实力’。”他说。

    “观象台与《尧典》中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来指导农业相契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表示。

    迄今最早的汉字

    上世纪陶寺遗址发掘出土陶寺晚期朱书扁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与讨论，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专家罗琨将其释读为“昜文”，即“明文”，与尧有关；考古专家冯时则认为是“文命”，同夏禹有关 ；后又释为“文邑”，同夏启有关。“我认为陶寺扁壶朱书释为‘文尧’二字，引申为‘在黄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块建筑的大城’即为‘尧’，用以命名营建这座大城的杰出领袖即为‘尧’。陶寺城址是黄土高原上已知唯一一座用夯土板块建造的都邑性大城。陶寺朱书‘文尧’二字，可作为陶寺城址为尧都的文字证明。”何弩说。

    2009年11月至2010年8月，考古人员对塔儿山东、西两麓黄土塬进行拉网式区域调查。调查面积大约为1750平方公里，发现和确定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或遗存点128处，其中陶寺文化遗址54处 。

    更重要的是，曲沃周庄驿站遗址被专家认定为中央与地方行政网络存在的证据，从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角度说明陶寺文化的国家社会性质。综合上述考古分析，地中观念与国家社会在陶寺遗址得到结合。陶寺遗址诠释了本初 “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尧都平阳’正在被不断获得的考古资料证实，陶寺就是尧的都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陶寺遗址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表明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程的重要支点。

    晚期遭政治报复现象

    这个盛极一时的王国，却在后期遭受灭顶之灾。陶寺晚期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等政治报复行为特征显著。所谓政治报复是新政权对旧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与摧毁行为，以挖祖陵、扒城墙、毁宫庙为最主要行为，表现了新政权对旧政权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否定，并以此作为确立新政权统治合法性基础之一，是正统思想的一种异化。

    考古发现显示，陶寺中晚期之际，宫城遭到摧毁，宫殿台基被平毁，宫城内核心建筑被垃圾沟破坏，埋入死猪、死狗、被污辱的女性尸体等，进行亵渎。郊天祭日的观象台和祭地的社坛均遭到破坏。观象台第三层台基夯土台基芯是举行迎日仪式的处所，被挖成圆坑注入水，以水克日火，而且还埋入战死者的尸体，以压胜巫术的方法亵渎天坛。陶寺中期的所有贵族墓葬被大规模有组织地捣毁，挫骨扬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