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龙盘



陶寺发掘现场




陶寺圭尺“中”彩色线图

    新闻背景

    2013年11月11日，一场“重量级”的讨论，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会议室里热烈展开。李学勤、王巍、王震中等“文明探源工程”的领衔者或骨干专家一一到会。年逾八旬的王克林也从山西太原专程赶来。襄汾县委书记也来了。他关掉手机，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静静地听了整整一天。纷繁的思绪、言语、对话，围绕着同一个焦点不断地迭加上去。这个焦点就是“陶寺”。

    地处晋南临汾地区的襄汾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都邑聚落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从时空上考古探索中国文明核心形成、最初中国诞生的重要节点。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正式开始。2001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开始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天，那里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主持人（梁枢）：前些日子从王震中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已经感受到了陶寺的重要性。今天有幸请到各位共聚一堂，进一步就陶寺考古及相关问题发表高见。我想，国学版的读者一定很期待。我们先请李先生。

    陶寺遗址与尧都传说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今天这个会很有意义。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丰富的古史传说。如何看待这种传说，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大讨论以来，已经在学者间切磋了几十年。现在可以说，在我们这里，全然否定古史传说的主张已经很少听到了，问题是怎样真正认识、怎样正确看待这些传说。过去王国维先生批评疑古之“过”，不同意其否认尧舜等人物的历史存在。有学者辩论说，殷墟甲骨文里没有尧舜。这没有什么稀奇。古人认为“神不歆非类”，商人是不会占问祭祀非其先祖的尧舜的。其实卜辞里的“先公”等人物，许多属于商朝建立以前，有的已经够上了尧舜的时代（如契）。

    说到殷墟，该遗址作为商代晚期都邑的认定，凭的不外乎三点：遗址规模性质的判定，甲骨文、金文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对照。这第三点，根据主要是战国晚期的《竹书纪年》和西汉的《史记·项羽本纪》，都是传流很晚的传说。我曾说过，比殷墟更古的都邑遗址，如果一定要求像殷墟那样的论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很难设想再有那样的古文字的发现，但是认定殷墟其他两点的结合，还是很重要的。事实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徐炳昶先生率领调查“夏墟”，正是依靠古史传说的记述，结果是肯定了二里头遗址，从而认识了二里头文化，迄今公认是与夏代相关的。再如安金槐先生，他相信“禹都阳城”的传说记载，果然找到了王城岗遗址，后来发掘出时代大略相当的大城。总之，传说中的上古都邑，经过调查发掘，已有多次证明不是空谷来风。

    再来看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传说的问题。“尧都平阳”之说，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佚文，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所引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并载《括地志》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这个地名，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时已经有了。晋州，就是今山西临汾。《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引《帝王世纪》则说：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也。这段话“平阳即今晋州”等句，大约是后人的注文。无论如何，这段话把问题弄混了，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尧为陶唐氏，商周间的唐国是其后裔，被周人所灭，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称唐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汉以来有异说，大多认为在晋阳，也即今山西太原。直到清初顾炎武作《日知录》，才加以辨正。近年曲沃、翼城间晋国墓地的发掘，证实了顾氏的洞见。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会太远，尧也不可能北居晋阳了。“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经》里的《唐风》即是晋风，这也可旁证“尧都平阳”之说是比较合理的。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戮力同心传薪火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按照本刊“文化名人故里行”栏目的惯例，下面我们请专程从山西赶来的当地领导发言。然后，再请学者进行学术回应。

    王国平（中共襄汾县委书记）：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境内，帝尧文化影响深远。几千年来，大量的帝尧故事、古地名来历、民间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滋润和影响着这方土地、这里的文化生活。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名片和灵魂。我们襄汾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陶寺遗址的重要性。去年以来，围绕省、市根祖文化建设的定位和总体部署，我们按照“文物是基础、发展靠旅游、升华在节庆”的工作思路，大力宣传陶寺帝尧文化，举办了首届中国·陶寺帝尧文化旅游节。我们希望通过大力度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陶寺帝尧文化，了解临汾，了解襄汾，加快文物的保护利用，加快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把襄汾打造成根祖文化旅游胜地，打造成中华民族寻根祭祖的精神家园，以此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刘合心（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临汾市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主任）：以陶寺遗址为载体的尧文化是襄汾、是临汾、是山西，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临汾市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办会刊，开网站，组织撰写出版尧文化著作。推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剧《尧颂》，举办了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在保护开发上，我们着重抓了陶寺和尧陵，陶寺国家遗址公园项目已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旅游开发是使考古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的最好办法。尧陵景区总面积为10平方公里，陵区核心工程已完工，祭祀大殿业已封顶，二期工程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行将建成全国一流的集文物保护、祭祀拜谒、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

    科学理论是陶寺考古能否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欢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来临汾主持研讨。这样的研讨活动要多次举办，应做到“三要三不要”，即：一不要受地域所限，要客观公正地认识尧文化；二不受门户所限，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尧文化；三不要受成论所限，要创新发展地探讨尧文化，这是对历史的负责。

    陶寺遗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与意义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光明日报国学版组织策划襄汾县领导与专家共谈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是一种新颖的宣传模式。目前随着年轻化、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各地地方领导对当地的文化遗产考古发掘和文博事业越来越重视，自觉地将当地的古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提高到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历史文化当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来分析看待，立意高远。在学术界，中国文明的起始年代存在不同的认识。国外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文明从依据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开始算起；国内主流学者认为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约距今四千年前。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相关文献中关于黄帝、炎帝传说大致估计出来的年代，尚有待于学术实证的强有力支撑。因此，在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支持下，2001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任务是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路径、机制、特点，直面中华文明五千的历史问题。参加的十几个一级学科当中，以考古学为基础，各个学科相结合，用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从何时开始进入到初期文明，不仅向中国人证明，更向全世界证明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9年陶寺遗址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发掘之后，重新开始考古发掘工作。我们考古所将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放在中华文明起源关键遗址的视角下来开展工作。梁星彭先生首先发现中期城址。2002年何驽接手后，从聚落形态考古的角度，利用大规模的钻探与适当的发掘，对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进行探索，大致摸清了城址的范围、城内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礼制建筑区、王族墓地、大型仓储区等功能区划。同时通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了解临汾盆地各个时期文化遗址分布状况，尤其是陶寺文化遗址群的分布状况，为我们展示出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立体的图景。此外，陶寺遗址出土了少量文字资料、铜器，表明传统文明要素中的冶金书和文字在陶寺已经存在，各种文明的诸要素基本齐备，这是在同时期大型聚落中绝无仅有的。陶寺遗址上述新发现，为探索中华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证据。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支柱，而且是位于中原地区的支柱。它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

    陶寺遗址在晋南的兴起，表明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并不局限于豫西地区，应当处于豫西晋南，甚至包括陕西部分地区的大中原。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比较，黄河中游地区的大中原处于领先地位。而陶寺遗址巨大的城址、文字的使用、冶金术的使用，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都是黄河流域最高水平，为我们论证中华文明早于距今四千年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当然，陶寺之前，中华文明起源探索还有可以上溯的空间。

    中国文明起源走过了多元一体的道路。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都在绽放这文明化的花朵，陶寺遗址是其中的一朵。但是在周围文明之花昙花一现的情境中，陶寺这一朵却在中原地区持续绽放，且越开越绚丽，从一枝发展到一丛，再发展到一棵参天大树。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遗址，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期确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

    陶寺文化早期有许多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反映出陶寺文化早期文明形成之初，四方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这正是我提出的中华文明核心形成中的汇聚与辐射模式。在同时期中心聚落中，汇聚如此之多外来先进文化因素者并不多见。所以陶寺遗址揭示出中华文明为何能生生不息、夏商周三代为何都在中原地区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陶寺都邑邦国文明的典型性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陶寺都邑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笔者曾将古代国家定义为“拥有一定领土范围和独立主权、存在阶级、阶层和等级之类的社会分层，具有合法的、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政权组织与社会体系。”与这一定义相一致，笔者还曾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用这个定义和标志来衡量陶寺都邑遗址和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群，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在陶寺遗址的核心，是用夯土城墙围起来的、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都城；建筑这样大规模的城邑，需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其组织管理及运营机制和机构的存在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陶寺城内有用大型夯土建筑的、供贵族居住和作为统治之用的宫殿和宫殿区；有作为观象授时用的天文建筑遗迹，还发现了作为测日影的“圭尺”，这些既显示出陶寺都邑的天文历法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也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即邦国的国君）已经把“告朔”授历作为一项治国的大事，这也是当时邦国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陶寺发现有等级和阶级分明的墓葬分布在墓地中。各种精美的彩绘陶器，各种玉器和礼器的出土，说明礼制已构成陶寺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寺出土的铜器可以说明陶寺的冶金业的存在。还有文字的出现。所有这些都说明，陶寺文明属于都邑国家文明，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佼佼者。

    我称中国早期国家为都邑邦国。“邦国”一词是先秦时期就有的词汇概念。而“都邑”是指古代中国建城乃立国的标志。在建设了都城之后，就产生了城乡关系。陶寺的城乡关系，依据最近何驽教授带领考古队对陶寺周边的遗址所做的“网格式”的调查，在大约1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陶寺文化遗址54处，并可划分出四五个聚落等级。这说明，陶寺的都邑邦国所支配的范围，在都城之外，也存在一些次级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而身处邦国都城内的邦君，则是通过这些次级中心来间接支配那些较远距离的普通聚落的。所以，在早期都邑文明中，无论从陶寺都城内的重要发现，还是从陶寺都城与周边聚落群的等级关系来看，陶寺都邑文明都是非常典型的。

    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提出陶寺与帝尧陶唐氏的关系问题。从地望上看，古史传说中所说的“尧都平阳”，就在陶寺所在临汾地区。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看，恰恰是夏代之前的尧舜时期。从陶寺出土的几件彩绘龙盘所反映的崇拜对象来看，陶寺都邑内的龙崇拜是突出的，带有标志性的。而在文献记载中，龙是帝尧陶唐氏中一个重要的图腾。因此，就目前的史前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而言，陶寺是最有条件进行族属研究的。

    陶寺若与帝尧有关系，就会使我们对古史传说中尧舜禹联盟有一个全新认识。过去称这种联盟为部落联盟，实际上它属于邦国联盟（或称族邦联盟）。尧舜禹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们首先是自己本邦的邦国之君，其次才是族邦联盟的盟主。陶寺都邑的发现以及我们对陶寺与唐尧的关系的研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尧舜禹时期社会形态和联盟性质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古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中土之国之始，帝尧之都之证

    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陶寺队〕队长）：陶寺遗址中期元首墓IIM22出土测日影的圭尺，其上第11号红漆彩刻度长度为39.9厘米，按照1陶寺尺等于25厘米基元折算近乎就是1.6尺，这是《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影长数据，这个数据类同于《周礼》“1.5尺夏至影长”地中标准，是陶寺文化对外宣称的“地中”标准。由此可证陶寺文化存在“地中”概念。所谓“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大地中心”的概念，而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以保证“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地中”的规定，有些类似英国以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确定世界标准时和地球0°经线，是大英帝国称霸全球时期政治话语霸权的产物。因此我认为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这是“中国”最初的概念，陶寺圭尺及其1.6尺夏至影长标准刻度，就是最初“中国”概念出现的考古物证。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不论其实际定都何处，具体将哪里视为地中，都念念不忘“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理念。比如夏王朝靠豫西起家，地中标准以伊洛平原夏至影长1.5尺为标准；清华简《宝训》篇有商代上甲微“假（借）中于河”之说；西周初年周公卜洛、营建东都洛邑，追寻夏王朝地中的标准，实现“宅之中国”，使政治中心更加靠近伊洛地中。足见陶寺文化的地中概念和“中国”概念对夏商周三代政治者的影响何其深远。

    陶寺遗址作为最初“中国”的都城，陶寺文化所代表的国家政权，性质比较明确。然而它是谁的都城？陶寺遗址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下属的襄汾县，文献所称“尧都平阳”在临汾一带的说法便显得格外耀眼。陶寺遗址宫殿区废弃后的陶寺晚期坑中出土的朱书陶文，学者们有不同的释读，或认为文命、文昜、文邑，我则认为是文尧。尧字的造型描述的就是黄土塬上屹立的陶寺大城，这可以作为陶寺即为“尧都”的文字自证。陶寺观象祭祀台证实了《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陶寺中期王墓出土的圭尺和早期贵族墓出土的立表，表明陶寺圭表测影技术的存在，证明了《尧典》记载的南交（即交趾）、幽都、嵎夷、西畔上的南北东西四表，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地中中表实测的结果，由此而留下后世文献普遍流传的四海之内东西两万八千、南北两万六千里的地广数据。陶寺铜朔望月小轮（铜齿轮形器）的出土，证实了《尧典》关于阴阳合历的存在。陶寺圭尺本身就是“中”，甲骨文“中”字就是比照着圭尺实物而造的。由此表明《论语》所谓尧传位于舜时谆谆嘱托“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虞书》中舜传位于禹时也叮嘱“允执厥中”，很可能是将用于测影定历法和疆土测量的圭尺“中”作为国家权柄的象征，传给舜。陶寺早期和中期王陵区里中型贵族墓葬出土玉石圭、立表、刻字骨耜礼器等，表明这些墓主生前应为职官，类同于《尧典》中所谓的“四岳”官僚。而陶寺手工业作坊区建筑结构和布局显现出来的工官管理端倪，对手工业者的控制，表明《尧典》中所谓的“百工”的存在。陶寺中期王墓IIM22墓壁头端以公猪下颌为中心两侧各倒置3件漆柄玉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正合《周易·系辞下》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德治国”政治理念。

    综上所述，已有的考古资料，多角度指向“尧都平阳”。因此我认为，“尧都平阳”在文献记载“尧都”诸说中，可能性最大。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

    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历史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独特的价值。襄汾县委县政府对陶寺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发掘、研究、展示、利用越来越重视。希望县领导与考古专家进一步携手做好这篇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襄汾、贡献人类的大文章。

    陶寺遗址——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

    王克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陶寺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周至秦汉时期行政区域所谓的“河东”地区，这里是黄河在晋陕高原“几”字形大拐弯的尾湾处，自然生态和地貌环境多样，能源富集，奠定了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基础。

    河东地区历史厚重，文化源远流长。这里除了闻名中外的旧石器时代丁村遗址之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十分丰富。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比较清晰与连续。尤其是从这里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人们使用的日用陶器一改过去仰韶文化的红陶特征，大多以灰陶和黑陶为主，彩陶消失。器形上增加了有三袋足器如斝、釜灶和稍后的鬲等新品种，说明河东地区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即早期龙山文化的原生发源地。

    《尚书·五子之歌》：“维彼陶唐，有此冀方。”唐孔颖达疏：“《世本》云帝尧为陶唐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间为冀州，晋也。”《日知录·卷二》：“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陶寺遗址即为史载尧都平阳，地处冀州，属于龙山时代的晚期。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为我们说华夏文明形成于河东，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

    陶寺遗址绝非一般的遗址，应是当时政体联盟的政治中心所在，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的史事相合。陶寺遗址则应是唐虞“朝廷”所在之都邑。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朝代序列应从唐尧开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虞、夏、商、周皆有之。”《尚书》屡言与唐虞同在一个“朝廷”共事的夏族或夏人先祖的禹，其族和文化的起源也就自然同唐虞一样崛起于河东。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可作为我们称“华夏文明起河东”的书证。（原标题：陶寺：帝尧时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