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煜焜
玄奘(600-664年)在出国之前,其家世和早期在国内游学行历,学术界及前人多有论及,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在若干史实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有关玄奘大师的祖系考略与早期国内游学的行历其原始资料,主要有慧立、彦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行状》)、道宣《续高僧传》等,其引文不再标记。
玄奘的祖系考略
据《慈恩传》载:玄奘法师俗姓陈,名祎“陈留人也,(《行状》作颍川,在今河南许昌长葛一带),汉太丘长仲弓之后”。是说玄奘的远祖陈寔是河南太丘(今河南永城西北)的行政长官。
据《后汉书》《陈寔传》记载,玄奘的远祖陈寔(104-187年),字仲弓, 颍川许(今河南长葛市古城乡陈故村)人,曾任东汉太丘长。在陈氏世系源流中,陈寔是东汉颍川的重要级人物。说陈寔少时家境贫寒,曾在县里作小吏,任劳任怨,又有志好学,受到县令的赏识,让他去太学读书。后来陈寔先后任颍川郡督邮、功曹,其高尚的德行为远近所叹服。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司空黄琼推选陈寔为闻喜长,后又改任太丘长,也就是县一级的行政官吏。他以德治政,关心爱护百姓,以致邻县不少人要迁居到他的辖区。后来长官违法赋敛,加重百姓负担,陈寔无法阻止,便辞官归里。
陈寔德冠当时,成为东汉远近宗师的名士之首,荀爽、贾彪、李膺、韩融、王烈、管宁、华歆、邴原等都曾向他问学。陈寔作为名士领袖,他当时的活动亦为各方关注。按照“贤人上应星象”的说法,据说,当时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从观测德星(即木星,旧谓主祥瑞之星)的出现上,就能看出陈寔的出行。
东汉末年,宦官弄权,大兴“党锢之祸”,对士族名士大肆进行迫害。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二百余人被诬为党人,陈寔也在其中。其它人大多逃避求免,但陈寔确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大义凛然地自请入狱,第二年才遇赦出狱。建宁元年(168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谋除宦官,征召陈寔为掾属,参与制定计策。但不久事败,窦武被杀,宦官更大规模地缉捕党人,陈寔再受党锢,隐居家乡。
党锢解除后,大臣们纷纷推荐陈寔,朝廷也多次以公相之位相召,但他都推辞了。中平四年(187年),陈寔病逝于家中,享年84岁。各地赶来吊祭的有3万多人,送殡的车子千辆,披麻戴孝者500多人,大将军何进也遣使出席。公元188年,豫州刺史为陈寔褒功,建庙立碑,谥为“文范先生”,著名文学家蔡邕撰写碑文,并将他的图像张贴百城,树为朝野吏民的道德典范。后又追封为颍川侯,钦赐龙牌。
说到玄奘的远祖陈寔,人们自然会想到“梁上君子”这一成语。成语说的是陈寔在乡里威信很高,人们都很重视他的建议,认为“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一次有一小偷躲在他家房屋的梁上,准备夜里行窃,陈寔发现后,不动声色地把儿孙们叫到屋里,正色教育他们要努力上进,正正当当做人,不要像梁上君子那样养成坏习惯。伏在梁上的小偷听了很受感到,跳下来向他请罪。此事传开后,其它人也都受到了教育,盗窃案减少了。这便是“梁上君子”的由来。
陈寔共有六个儿子,其中陈纪、陈湛最有贤名,当时人们把他们父子三人并称为“三君”。颍川陈氏由汉末入魏晋成为当时的一流高门,子孙历十余世冠冕相承,家族地位历三百年而不坠,是魏晋时历史最为悠远的世家大族之一。颍川陈氏成为中华望族,天下陈氏也共以颍川陈寔为祖。陈氏家祖从东汉太丘长陈寔起,在许昌长葛一带度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生活,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为避战乱陈姓才和林、郑、黄等姓族越山渡水,开始向南分化播迁。
玄奘的高祖陈湛(陈寔之子),北魏时,官居清河太守,据《续高僧传》记载:“由于家风纯正,陈湛为官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其贤德自是盛传一方”。
玄奘的曾祖父陈钦,武将加封,《慈恩传》卷一载:“北魏征东将军,南阳郡开国公,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国家教育机构国子监中负责教授儒家经典的官员)国子司业和礼部侍郎,食以周南,子孙因家,又为缑氏人也!”也就是说,其祖父陈康在北齐任职时,调动工作到周南(古洛阳缑氏县一带),陈家这一祖系,才从祖籍地颍川迁到了偃师缑氏,以后就定居于缑氏县的陈河村。
据文献记载:玄奘的祖父陈康,幼年好学,遵祖训,“积德百年元气厚,读书三代雅人多”,从小就通读《论语》、《老子》、《孝经》。到了青年,更是崇尚儒学,《春秋左传》、经、子、史学无不遍览,并精于北魏时盛兴的《九章算术》和“说文解字”,后又研究《神农本草经》,同时擅长医道,是当时洛阳一代有名的大儒。据陈氏后人传承,晚年陈康归隐故里后,为民行医,兴办教育,在缑氏一带创“草根堂”坐堂行医,救死扶伤,他传下的《祛疾良方》、《居家方》、《茵陈公英汤》成了四方乡亲疗疾的百代良方。尔后,陈康为培养后代,又在陈家大院临街处开办私塾学堂,名曰“明伦堂”,私塾除开设诗文、历算课外,还开设书法、礼仪、识农、武功等课程。这个私塾学堂从玄奘的祖父陈康起,历百年不衰。从“明伦堂”走出来的学子,据陈氏后人回忆,秀才、举人多达十几个,其中一位薛姓的学生薛跃曾官举南宋福建刺史,他家门前有朝廷敕匾。
玄奘的祖系,从远祖陈寔、高祖陈湛、曾祖陈钦到祖父陈康,一脉相承,造就了陈氏家族世代为官的历史。
玄奘早期在国内游学行历
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敕在东都洛阳,度二十七僧,玄奘破格被大理寺卿郑善果录取为僧,始得出家,法名玄奘。出家之后,玄奘与兄长捷法师同住于洛阳净土寺。到公元617年,玄奘十八岁,六年间一直在净土寺学习,从未离开过洛阳。《慈恩传》卷一载:“时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复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问芳声,从兹发矣”。
大业年间的东都,佛教法事极盛。《慈恩传》卷一载:“初炀帝于东都建立四大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此中所说的四大师即慧景、智脱、道基、宝暹。智脱卒于大业三年(607年),其余三位高僧后来都先后成为玄奘的老师。
然而,这时隋朝已濒临灭亡,又暴发了空前的农民大起义,东都洛阳已成为瓦岗军与隋军激战的战场。天下动乱,凋零破败,寺院被毁,僧众逃亡。玄奘遂对二兄长捷说:“洛阳虽是父母之邦,怎奈时势混乱,与其守以待毙,不如走而求生!”他向二哥建议投奔长安,时李渊已在长安即位,玄奘与兄自此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那时他已十九岁。
公元619年初夏,玄奘和二哥抵达长安,暂住庄严寺。关于玄奘此年在长安的活动,《读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稍详:“大业余历,兵饥交,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此寺是隋文帝修建的,原名禅定寺,武德元年(618年)刚刚更名。
《慈恩传》说:“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由此可知,玄奘与其兄想在长安学习并未如愿,当时大批僧人前往蜀地,玄奘法师对其兄说:“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于是二人相随,经子午谷入汉川,在这里,他们“遂逢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德。相见悲喜,停月余,从之受学。仍相与,进向成都。”
在前往成都的路上,玄奘法师仍然向空法师和景法师请教,到达成都时,已经将《摄论》、《毗昙》各研习一遍。
当时的成都,已成为全国的弘法中心,在战乱时期,此地大师云集,各种经论都有宣讲弘扬者。据《慈恩传》记载“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讲《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下常数百人。”到成都后,玄奘听宝暹讲《摄论》,向道基学《毗昙》,向道振学《迦旗延阿毗昙》(即《毗昙犍度论》)。玄奘还向震法师学习《迦延》。
玄奘在成都停留的时间,几种史籍记载不一致,《行状》说:“四五年间,究通诸部……法师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受戒”等。《慈恩传》卷一记载:“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法师年满二十,即从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但不管如何,武德五年在成都受具足戒(即大戒)是一致的。按照佛教仪轨,受大戒之后的比丘,需要有两年时间学习戒律,因而玄奘离蜀的时间不大可能是武德五年,应是晚一两年之后的事情。如此推理,两家的记载不见的就是矛盾的。总之玄奘在成都受学的时间不会短于五年,离开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二岁。
玄奘在成都由沙弥成为一位比丘,而其兄长捷法师则是一位公认的高僧,对此《行状》如此说:
法师兄因住城都空慧寺,即长捷法师焉。其亦风神郎俊,体状魁杰,加之秀美,每出外衢路观者,莫不驻车停盖。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毗昙》,兼通史传,及善老庄,为蜀人所慕。总管酂公、行台尚书韦云起等,特所钦垂。至于属词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篇章书疏,和光缊噱,狎道俗之情,有出于弟。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宏,穷玄理,廓魔气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纲,苞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临大难而节逾高,通曩哲之深疑,开后贤之未悟,垂义功于来裔,标准的于当今,乃率生而寡俦,非唯兄之弗建也。然昆季二人,懿德清规,芳声雅质,虽庐山将远,无得同焉。
这里将长捷法师、玄奘法师与著名的慧持、慧远兄弟相比较,从历史事实上看,非常恰当。同时《行状》这段记载是玄奘兄长捷法师在所有史籍上记载较为详尽的一段,其它传记只是一笔带过,所以,从研究玄奘家世方面看,弥足珍贵。
《慈恩传》记载:玄奘法师受具足戒“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此系佛教僧尼戒条的总称)一遍斯得。益部(今四川成都一带)经论,研综既穷,更思入京,询问殊旨,条式有碍。又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与商人结侣,泛舟三峡,沿江而遁,到荆州天皇寺。”玄奘离开四川,是因为研综已穷,多留无益,他离蜀之后想到何处呢?依《行状》和《慈恩传》是因当时天下粗定,京城法席更开,便再思入京,由于因缘不遂,为兄所留,只得与兄不辞而别,跟随商侣,沿江而下,到达荆州。
道宣的《续高僧传·玄奘传》说:“晚与兄俱往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仰一方,未成探赜。’有沙门道深,体悟《成实》,学称包富。控权敷化,振网赵邦。愤发内心,将捐巴蜀。捷深知其远量也,情顾勤勤,每劝勉之,而正意已行,誓无返面。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硖。”依此说,则是玄奘听说赵州道深之名,想从学于他,因为兄长不同意,他只好偷偷离开。应该说《续高僧传》的说法更准确,因为后来玄奘并未从荆州到京,而是北上求学。依照《行状》和《慈恩传》,玄奘后来从荆州直接北上。依道宣所叙述,则是:“途径所及,荆扬等州,访逮道阾,莫知归诣。便北达深所,委参勇铠。”还顺道访问了扬州等地。虽称游学访道,然并未遇到真正的高人,于是玄奘向北到赵州向道深求学。
玄奘沿江而下,到达荆州的时间,可能是武德七年(623年)夏。据《慈恩传》卷一记载:
时汉阳王以盛德懿亲,作镇于彼。闻法师至,甚欢,躬身礼谒。发题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艺之士,咸集荣观。于是征诘云发,关并峰起。法师酬对解释,靡不词穷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胜。王亦称叹无极,亲施如山,一无所取。
据《旧唐书》卷六十,汉阳王李瑰,武德元年(618年)封汉阳郡公,武德五年晋爵为王,后代兄孝恭为荆州都督。李孝恭于武德五年(622年)四月为荆州总管,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辅公祏反,李孝恭奉命为行军元帅,前往讨伐。如此李瑰代兄孝恭任,至少是在八月以后。既然玄奘于夏日前来,最早也是武德(623年)夏。他在荆州天皇寺至少停留半年以上,因为他在此地讲《摄论》、《毗昙》、自夏迄冬各得三遍。
对于玄奘荆州之行,其弟子靖迈亦有记载,据《古今译经图记》卷四:
洎武皇定鼎,文轨攸同,沿江侚友,途径鄢郢。于时汉阳王以盘石之寄,藩镇荆楚,先闻高誉,殷请敷扬。爰于荆府天皇寺,讲《摄大乘》及《阿毗昙》等论。淮海名僧,钦风云萃,王及群公,亲诣法筵,法师析微通质,妙尽理原,王公硕识,得未曾有。其时大德法师智琰等,并江汉英灵,解穷三藏,既观法师,妙辩兄碍,泣而叹曰:“早期以桑榆未光,得遇大阳初辉乎!”遂以纵心之年,师奘卒礼。
靖迈指出,玄奘沿江而下,为的是寻师访友,求道问学。这里还讲了一个新的说法,即他在荆州说法时,大德智琰(564-634年)等竟为之感泣,说了如上文所说的话语,且以七十之龄拜玄奘为师。虽然《慈恩传》中亦有“深悟者,悲不自胜”之说,但未提具体僧人法号,记载稍嫌含乎。
智琰于隋开皇九年(589年)陈亡后,隐迹苏州虎丘近三十载。隋未离乱时化行毗陵,在常州前后十载,武德七年回到虎丘。如此来说,智琰未曾离开江东,武德七年时似乎还在苏州。似乎不大可能跑到荆州听玄奘说法。如此说,玄奘的弟子靖迈此说,似有道听途说的嫌疑。道宣所写的玄奘传记说及玄奘曾经到过扬州,因而玄奘曾与智琰相见倒是可能的。
玄奘可能于武德七年末或八年初离开荆州,前往扬州。停留数月,继续北上。
玄奘北行的具体路线难于悉知,他有可能从江南渡江到彭城,渐次向北,经山东到达河北。大概于八年末或九年初到达赵州。依道宣之说,是先到赵州从学道深,然后南下到邺,再从学于慧休。依《行状》和《慈恩传》,则是先到相州,后到赵州。这可能是由于所述行程路线不同,若自荆州北游,必先从河南到河北,则相州是必由之路,不可能绕过慧休北上,若是自扬州而下,则可能经山东到河北,不必路过相州。《行状》和《慈恩传》记事过简,应从《续高僧传》说:玄奘以武德八年末或九年初到达赵州,(今河北赵县)从道深学经十月,则已到了九年末,又闻慧休之名,南下相州(今河南安阳)从学八月,则应是贞观元年(627年)秋天。
玄奘在贞观元年(627年)秋天之后回到长安,入住大觉寺。在京之时,他从学道岳学《俱舍论》皆一遍而尽其旨,后跟名僧法常,僧辩学习《摄大乘论》,更从玄会学习《大涅槃经》等。
玄奘自武德元年(618年),和其兄长捷离开洛阳父母之邑,到贞观元年(627年)回到长安,在国内游学达九年之久,其间,他遍历国内名师,详研各宗学说,精通多部重要佛教经典,所获颇多。在国内玄奘誉满长安,名声大振,已是无人不晓,受到普遍赞誉,被称谓“佛门之千里驹。”但学问越广博,疑问也越多,他发现流传在国内各地的佛经教义各持已见,互不相同,教理分岐很大,既不系统,数量又少,其中很多问题涉及被称为佛教大百科全书的《瑜伽师地论》。诸多疑问使玄奘简直理不清究竟佛陀的本意如何。迫使他痛下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
董煜焜 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研究员,副秘书长
香港玄奘法师研究会副会长
偃师市古都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