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书斋所藏《资治通鉴》     （图由晁会元先生提供）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资治通鉴》

    司马光洛阳著史

    在中国史学界，《资治通鉴》是堪与《史记》媲美的不朽名著，司马光也因此与司马迁一起，被誉为“史学两司马”。900多年前，他在洛阳主持编纂了这部编年体通史，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被后来的历代君王视为必读“教科书”。

    司马光是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生于公元1019年。他自幼勤奋好学，20岁便一举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虽说宦海茫茫、风云难测，但司马光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向忠直勤恳，深得皇帝赏识。

    不过，与学术上的成就相比，司马光在政治上并无太大作为。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朝廷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廷内外许多人的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坚定的保守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并写了三封长信，劝告王安石改变主张。而王安石只回了一封400多字的《答司马谏议书》，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从此，这对曾经的朋友和同事便分道扬镳，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公元1071年，新法推行得如火如荼，政治失意的司马光自请离京，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他在龙门山下建起独乐园，15年不问政事，潜心编撰《资治通鉴》。其实，这项工作早在公元1066年就开始了，当时英宗非常重视，还让他挑选助手，建了书局。只不过书局原先设在汴京，现在设到了西京独乐园。

    公元1084年，294卷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全部修完，司马光已是风烛残年。此书原名为《通志》，又名《通鉴》，神宗亲自为书写序，并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次年神宗病死，哲宗即位，变法失败，司马光重新回朝拜相。他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校订，又主持废除了新法，公元1086年病逝后，被追赠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一部书贯通古今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时19年才编成。全书贯通古今，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记述了16个朝代1362年的治乱兴衰历史。

    当时，著名学者刘攽（bān）、刘恕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三个人各有分工：刘攽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司马光身为主编，最后总成其书。他亲自校订，“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以至于“筋骨癯（qú）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可以说为这部书付出了全部精力。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主要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还采用了野史杂书320多种。他在书中除了记述各朝治乱之迹，还大量选录前人史论，并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反映自己的政治及历史观点。比如在选用人才上，他认为“德”远比“才”重要：“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这样的观点对后人很有借鉴意义。

    《资治通鉴》被历代君王奉为必读的“教科书”，后世对其评价极高。比如，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认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则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在中国官修史书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人们将它与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相提并论，认为这两部史书是古代之“史家绝笔”。

    现存的珍贵版本

    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历代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资治通鉴》版本的保护都十分重视。此书的早期版本十分珍贵，目前尚有司马光手写原稿一卷存世，堪称国宝。

    “这卷司马光手写《资治通鉴》原稿，存计29行460余字。”晁先生说，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是北宋名相，与司马光及其兄长司马旦有书信往来，这卷原稿中的最后一段，就写在范纯仁寄来的书札上。“原札文字已用墨笔抹去，但文字尚可辨认。卷后还有《谢人惠物状》一份，也是司马光手写的。”

    相传当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时，手稿装满两屋，而传世者大概仅此一卷。在这卷原稿中，司马光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至同年十二月的史实，但与今天的通行本内容有很大不同，因此有学者判断，它应为《通志》草稿或《通鉴》初稿。

    “此卷已流传近千年，卷后有宋代任希夷、元代柳贯等多人的题跋，明代时由袁忠彻、项元汴递藏，清初为梁清标所有，后藏入内府，保存至今。”晁先生说，《资治通鉴》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元祐本，如今已不可见。南宋高宗时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其后诸版本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此。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有藏书20余万册，因其中有两部宋元本《资治通鉴音注》，其藏书处即名“双鉴楼”。“目前，国内《资治通鉴》尚存宋代刻本六部、元代刻本四部，明清时期也有一些著名版本。”晁先生说，白河书斋所藏为明代陈仁锡评天启刻本，可惜不全。

    “早期版本大多残缺，不过很珍贵。前几年，我在北京中国古籍书店见到一页南宋版《资治通鉴》，标价一万元，可谓‘一页宋版一两金’了。”他说。（原标题：《资治通鉴》：贯通古今的治世教材）